地上，倒在门外马路上，不省人事。后来有人抱怨，说他们昏睡的时候被掳去了财物，隔天晚上又在店里气呼呼地谈起他们被偷的钱财，还有那些挣断链子、不翼而飞的金表。客人一聊到这话题，迪夫尼总是变得话很少，在我面前更是只字不提。他找来一张卡纸，在上面端端正正写了四个大字“小心扒手”，然后把它挂在酒架背面，一张有关支票付款的公告旁边。不过，尽管如此，每周还是有顾客投诉“饮君子”。这事弄得大家都很不愉快。

时间一久，迪夫尼对他所谓的“酒吧”越来越灰心。他说只要不亏本，自己就很满意了，可是，就连这都很让人怀疑。事情弄成这样，政府也有责任，谁让他们收这么重的税。迪夫尼觉得，除非有人出钱，否则这店再也撑不下去。我说，我父亲靠着他的老办法苦心经营，倒能叫这酒馆盈利，而眼下一直这么亏下去，还不如关门算了。迪夫尼一听这话，忙说缴回执照后果会很严重。

差不多就在这期间，我快三十岁的时候，迪夫尼和我开始成为大家心目中的至友。这之前，我有好几年一直窝在家里，因为忙于研究工作，根本没工夫出去；再说，拖着一条木腿，行动也不太方便。然后，就发生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彻底改变了一切。打那以后，从早到晚，迪夫尼和我几乎形影不离。白天他下地，我也跟着去；晚上，我就坐在酒馆角落父亲坐过的老位子，在灯下读文章、做研究。酒客们喝了“饮君子”总是又吵又闹，而我就权当听不见。赶上礼拜天，迪夫尼到邻居家串门，我就陪他同去同回，一刻都不分离。他要是骑车去镇上采购酒水和种薯，甚至“去看望某某人”，我也一样骑车跟着去。我把我的床搬到他屋里。夜里，等他睡着了我才敢闭眼；早上，他还没起床，我就已经醒了。有一回，我放松了警惕。那天半夜里，我突然惊醒，发现迪夫尼正悄悄地摸黑穿衣服。我问他上哪儿，他说他睡不着，想出去走走。我说，我也一样。于是，两人便一起出门，走进了最寒冷、最潮湿的夜里。散步回来，两人身上都湿透了。我说，天寒地冻的，咱们干吗分床睡呢，说完就钻进了他的被窝。迪夫尼当下并没说什么，之后也很少提起。打那以后，我便一直跟他睡同一张床。我们见面时彼此微笑，很友好，可又觉得有些奇怪，有些不对劲。街坊邻居最近才知道我俩有多么分不开，其实，我们这样如胶似漆都快三年了。大伙儿都夸我们是全爱尔兰最好的基督徒。他们说，友情是很美好的东西，我和迪夫尼正是古往今来最崇高的典范。每次有人吵架、斗殴或者闹别扭，我们就会被搬出来，作为学习的榜样。无论何时何地，我们总是形影不离，要不然，每个人都会觉得惊讶。也因此，我和迪夫尼越来越仇视对方，虽然表面上仍然很友好，很有礼貌。

话说从头，几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才会导致今天这奇怪的现状。迪夫尼每个月都去看望的那个“某某人”，其实是个姑娘，名叫佩姬·米尔斯。而我呢，已经完成《德塞尔比资料索引》的定稿，把所有已知评论家的所有评论一一做了校订。换句话说，我们俩都有大事要做。有一天，迪夫尼对我说：

“这绝对是一部大作。”

“的确很有用，”我附和道，“也很必要。”实际上，这里面包含了大量全新的材料，同时它也证明，许多关于德塞尔比及其理论的普遍看法都是误读所致。

“说不定，你就此一举成名，还能赚到一大笔版税？”

“也许吧。”

“那怎么还不快出呢？”

我解释说，“出”这类书需要钱，除非作者已经很有名气。他难得同情地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

“这年头钱不好赚哪，”他说，“开酒馆已经快不行了，地里缺肥料，眼看也要荒了。堆肥哪有免费的，可你花钱买吧，又怕上了犹太人和共济会的当。”

我知道，堆肥的事是他胡诌的。他先前就骗我说，他不敢得罪犹太人和共济会，所以买不到肥料。过了片刻，他又说：

“咱们得想想办法，看怎么能弄些钱来，帮你把书给出了。而我呢，手头也很紧，总不能让人姑娘家等你一辈子吧。”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相中了哪家的姑娘，打算把她娶过门。要是他真这么干，我可拦不住，那我就得离开这儿。要是他婚后搬出去住，那就再好没有了。

没过几天，迪夫尼又提起了钱的事。他说：

“你看马瑟斯那老头儿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我没见过马瑟斯，可他的事我都知道。老头儿是做牛买卖的，一干就是五十年，现在退休在家，住在三里路以外的大宅里。他现在通过代理还在做大生意。有人说，他每回一瘸一拐来村里存钱，身上带的金额都不少于三千英镑。我虽然不太懂社会上的规矩，可怎么也不会想到找他帮忙。

“这家伙值一包马铃薯粉的钱。”迪夫尼说。

“咱们不该求别人施舍。”我回道。

“说得对。”他说。我感觉迪夫尼是个要面子的人，所以当时也就没再往下说。可是，打那以后，他像是养成了习惯，不管谈什么话题，总爱扯到钱上面去，说我们怎么怎么缺钱，说马瑟斯的黑匣子里藏了多少钱。有时，说着说着就开始骂人，说那老头儿是“肥霸”，说他做生意不规矩。有一次，他还提到了“社会正义”，可我一听就知道，这家伙根本不知其所谓。

也不知从何时起，我又是怎么才明白的，原来迪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