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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蒸汽风琴上的铜把手?”
“不是把手。”
“是不是和美国独立有关?”
“不是。”
“给钟表上发条的机械引擎?”
“不是。”
“肿瘤,牛嘴里的口沫,姑娘们戴的那种松紧带?”
“完全挨不上。”
“要不然,就是阿拉伯人演奏的一种东方乐器?”
他拍了拍手。
“不是,但很接近,”他微笑道,“是和这类似的东西。你可真聪明。布布是一种波斯的夜莺。怎么样,没猜到吧?”
“我很少有猜不到的。”我冷冷地说。
他很佩服地看了我一眼,两人默坐片刻,像是颇为自在,也很融洽,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你肯定大学毕业吧?”他问。
我未置可否,只是坐在狭小的椅子上,尽量让自己显得高大、博学、机灵一点。
“我认为你是个永恒的人。”他缓缓地说。
他坐了好一会儿,始终盯着地板看,然后转过脸,把那黑乎乎的下巴对着我,开始打听我的来历。
“我不想多管闲事,”他说,“但你能否告诉我你是怎么来的?想必是有爬坡的三挡变速车吧?”
“我没有三挡变速车,”我回答得很干脆,“也没有二挡变速车。我根本就没自行车,也没打气筒。我既然都没车,还要车灯干吗,再说,也没支架可以挂啊。”
“这倒是。”麦克鲁斯金说,“是不是有人笑你骑三轮车?”
“我没有两轮车、三轮车,我也不是牙医,”我斩钉截铁地说,“而且,我对什么大小轮自行车、小轮摩托车、三轮脚踏车、双人自行车统统不感兴趣。”
麦克鲁斯金一听这话,吓得脸色煞白,浑身发抖。他拽住我胳膊,仔细地打量我。
“我啊,”过了很久他才张开嘴,很紧张地说,“这辈子都没听过这么荒诞离奇的故事。你真是世间少有的怪人。我到死都不会忘记今天早上发生的事。你不会是在耍我吧?”
“没有。”我说。
“天哪!”
他站起身,摊开一只手,把头发往脑后梳,又向窗外注视了很久,两只眼睛往外鼓,滴溜直转,而脸却像空口袋似的,不见一丝血色。
然后,他走开了,等情绪平复以后,从架子上某个缝隙里掏出一支很小的镖。
“把手伸出来。”他说。
我不以为然地伸出手,于是他便拿镖对准我的手,越靠越近,就在距离我约半英尺的地方,那镖头一晃,我当即感到刺痛,短叫了一声。只见掌心已渗出一小滴鲜血。
“非常感谢。”我说。这事来得太意外了,我反倒没跟他发火。
“我让你脑子开开窍。”他得意地说。
说完,他把镖放回架上,不怀好意地斜眼瞪着我,神情中颇有几分“君王的豪气”。
“这你能不能解释解释看?”他说。
“我解释不了。”我纳闷地说。
“嗯,的确是需要分析,”他说,“得动脑子。”
“你的镖怎么隔半英尺远还能把手扎出血来?”
“哦,那支镖啊,”他淡然地回道,“是我业余时间最先做的一件玩意儿。现在看也不过如此,但当年我还挺得意的,早上愣是不肯起床,哪个警长来都一样。论长度和宽度,这在爱尔兰绝无仅有,在美国也只有一个类似的,但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可我还是忘不了你说的‘非自行车人’。我的天哪!”
“但这支镖,”我坚称,“已经说明了一切。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我之所以告诉你,是因为你能守口如瓶,”他说,“而且,你说的那些关于自行车的事,我从没听说过。你所认为的镖头根本就不是镖头,而只是锋利的开始。”
“说得太精彩了,”我说,“可惜我听不懂。”
“镖头有七英寸长,又尖又利,普通人根本看不见。前半段虽然比较粗硬,可你还是看不见,因为真的非常锋利。但如果你能看到这一半,那也就能看到另一半,或者看到两段的接合点。”
“这么说,应该比火柴还要细很多?”我问。
“根本没法比。”他说,“因为真正锋利的部分实在太细,没人能看见,不管你是谁,也不管是什么光照在上面。距离顶端约一英寸的地方尤其锋利,有时——特别是深夜或阴天——你想都不会想到它,也不会把它放到盒子里,因为那会把盒子弄破。”
我皱起眉头,想装得聪明些,仿佛这事得用全部的智慧才能搞懂。
“没有砖头,就没法生火。”我点头说。
“真是高见。”麦克鲁斯金回道。
“锋利是肯定的,”我承认说,“毕竟扎出了一滴血,但我又完全不觉得刺痛。可见,一定是极其锋利。”
麦克鲁斯金大笑。他重又在桌边坐下,开始系腰带。
“你还是没说到点子上。”他笑道,“因为扎出血的根本就不是镖尖。我说的跟我们谈论的这个点还隔着一英寸远呢。”
“那剩下的这一英寸是什么?”我问,“究竟叫什么?”
“那才是真正的镖尖。”麦克鲁斯金说,“但它非常细,能穿透你手上的表皮,而你却丝毫不会感觉痛,也完全看不见、听不见。它细小到像是根本不存在,你可以为此想上半小时,可最终还是一无所获。这一英寸长的镖尖,前面比后面粗,这几乎是肯定的,但我估计你还是不怎么信。”
我捏紧下巴,开始绞尽脑汁拼命想,可就是想不通到底是怎么回事。麦克鲁斯金再次走到橱柜前,拿了个黑乎乎的小玩意儿回到桌边。那东西很像传说中小矮妖的钢琴,有黑白键,有黄铜管,还有旋转的圆形齿轮,类似于蒸汽机的部件或是打谷机的端口,只不过,这一切都极其袖珍。他用白皙的双手抚摩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