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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查理条目，我皱起眉头盯着它看了好一会儿，仿佛我只要看得够认真，纸本身的纹路或水印就会解开谜团。

在这一年，他在法律上死亡了。就我的理解来说，法律上的死亡适用的情况是，一个人失踪了，过了一段时间后，他的家庭，由于遗产继承的原因，可以被允许认定他已死亡，虽然并没有找到证据和遗体。我感觉，一个人得毫无痕迹地失踪七年后，才能在法律上被宣布死亡。此类人可能在失踪期间的任何时候死亡。甚至，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死，只是走开、失踪或漫无目的地闲逛，远离每一个认识他们的人。法律上的死亡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个人真的死了。我很好奇，什么样的人生最后会以这样含糊、不能令人满意的方式终结？法律上的死亡。

我合上年鉴，把它放回到架子上的原位，下楼走到店里去冲可可。

“要让一个人被宣布死亡，你知道要经过哪些法律程序吗？”我站在炉子旁，一边看着锅里正在煮的牛奶，一边大声问父亲。

“知道的不比你多，我认为。”这是他的回答。

接着，他出现在门口，递给我一张卷角的顾客名片。“应该问这个人。退休的法学教授。现在住在威尔士，不过他每年夏天都会来这里看一看，在河边走一走。人很好。你为什么不写封信给他？同时，你可以问问他是否要我替他保留那本《自然正义原则》。”

我喝完可可后，又回去看年鉴，想要找出更多有关罗兰·马奇和他的家庭的信息。他的叔叔涉足艺术，当我翻到艺术史那部分去深究时，发现他画的肖像——现在被认为很普通——当时却流行过一阵子。莫蒂默的《英国地方肖像》一书里收录了一幅刘易斯·安东尼·马奇早期画的肖像，题为“罗兰，艺术家的侄子”。看着一张还未成年的男孩的面孔，在上面寻找他的女儿年老时的面貌特征，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花了几分钟研究他肉感的面容、光泽的金发和慵懒的头部姿态。

然后我合上书。我在浪费时间。我知道即使自己整日整夜地盯着这幅肖像看，也不会在上面找到他所生的那对双胞胎的一丝痕迹。

《班伯里先驱报》的档案室

第二天，我乘火车去了班伯里，找到《班伯里先驱报》报社。

带我去档案室的是一位年轻人。“档案室”一词对于和它接触不多的人来说，可能听起来很不平常，但对我这样一个多来年都把假期花在此类地方的人而言，被领进一间犹如橱柜的无窗大地下室丝毫不让我感到惊讶。

“发生在安吉菲尔德的一起房屋失火。”我简短地解释了一下，“大约六十年前。”

男孩把我领到放有相关年代资料的架子前。

“你要我帮你抬盒子吗？”

“我还需要报纸的书评版，大约四十年前的，但我不确定具体是哪一年。”

“书评版？我不知道《先驱报》还有过书评版。”他移动梯子，取下另一组盒子，把它们放在长桌上第一组盒子旁边，照着桌子的灯很亮。

“这些就是你要的。”他高兴地说，然后就留我一个人慢慢看。

我获悉，安吉菲尔德的那场大火是由一起意外事故引发的。当时，人们普遍在家贮存燃料，正是因为这点才让大火变得如此猛烈。宅子里当时没有别人，只有业主的两个外甥女，她俩都从火里逃了出来，住进了医院。业主本人据信在外国。（据信……我感到很奇怪。我快速记下火灾的日期：火灾发生的六年后，业主才在法律上被宣布死亡。）记录火灾的专栏文章的结尾讲了那幢房子在建筑学上的意义，也提到房子当时的状况不适宜居住。

我抄下故事，浏览了接下去的几个事件的标题，以免漏掉对火灾事故的更新报道，但却没有任何发现，我把手中的报纸放在一边，继续去看其他盒子里的报纸。

“告诉我真相。”他说过。四十年前，《班伯里先驱报》派一个穿着老式西装的年轻男人去采访维达·温特。她从未忘记这个男人所说的话。

那次采访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甚至没有哪页报纸可以被称作书评版。报纸上惟一和文学相关的内容就是那些偶尔出现在标题下面的书评。“你或许会喜欢读……”一位名叫“詹金索普小姐”的评论者写道。我两次在这些段落里看到温特小姐的名字。詹金索普小姐显然读过并喜欢温特小姐的小说；她的称赞热烈而公正，虽然措辞不是学术性的，显然她没有见过作者本人，也不是那个穿棕色西装的男人。

我合上最后一份报纸，将它折得整整齐齐放在盒子里。

那个穿棕色西装的男人是虚构出来的。是诱惑我的一个诡计。是渔夫绑在鱼线上用来引鱼上钩的那只苍蝇。我应该意料到的。我确认了乔治、玛蒂尔德、查理和伊莎贝拉的存在，或许正是这点让我心怀希望。他们至少是真实的人物；穿棕色西装的男人却不是。

我戴上帽子和手套，离开《班伯里先驱报》报社，走到街上。

当我走在冬日的街上寻找咖啡馆时，我回想起了温特小姐先前寄给我的信。我记得那个穿棕色西装的男人所说的话，也记得它们是如何在屋檐下我寓所的椽子间回荡。然而，这个穿棕色西装的男人却是她虚构出来的。我本应该预料到的。她是奇谈的编造者，不是吗？一个讲故事的人。一位寓言家。一名说谎者。那句如此感动我的恳求——告诉我真相——说此话的男人甚至都不是真实的。

这种失望的苦涩，让我无法释怀。

废墟

我在班伯里坐上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