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逸认为，这样虽然有利于工商发展。但对农业人口而言，却有些不公平。

而且从手上资料看来，大宋商税在不断增长的同时。也出现几次明显的周期性变化，从真宗天禧年间开始，大宋商税岁入出现了快速增长的阶段。到仁宗庆历年间达到顶峰。

进入皇佑年间后，商税岁入开始回落，并在以后的十几年时间保持低速增长的态势，这种情况反映了大宋商品经济总体向前发展的同时，具有周期波动的特征。

一般而言，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更多的是来自于外部因素，而非经济运行的内部机制。比如政治、军事、经济政策、自然灾害等等对经济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

这更是值得杨逸深思的事情，窗外的天开始放睛了，金兽里的檀香已经息灭，丫环已经帮他换了两次茶，杨逸却仍陷在这些问题中不可自拔；

前世他不是学经济的，因此只能以排除法一条条地分析影响大宋经济波动的因素。清娘悄悄地来到书房好几回，见他不时挠头摇脑。极力思索到样子，虽然心疼，却又不敢打扰他，甚至不敢留在房内以免他分神。

杨逸提笔沾墨，先把大宋商税岁入数据列出来：

至道中。商税岁入400万贯左右。

景德中，商税岁入4500万贯左右。

天禧五年，商税岁入1204万贯。

庆历前期，商税岁入1975万贯左右。

皇佑三年至六年，商税岁入700万贯左右。

治平中，846万贯左右。

熙宁十年771万贯。

列完这些数据，杨逸再把政治、军事、经济政策、自然灾害这些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一一写在素笺上，进行仔细分析削减。

首先是政治，总体而言在神宗以前，大宋的政治一直比较平稳，只有到熙宁年间，王安石实施变法，政治上才有大的变动；

但从手上的数据来看，王安石变法多年后，到熙宁十年，商税收入仍徘徊在七到八百万贯之间，并没有多大变动。从这一点上来说，政治因素应该不是影响大宋经济的主要原因。

经济政策方，大宋从建国开始，一直就鼓励工商，这一项政策从未变动过，在经济调控方面，朝廷也很少对商品经济进行管制和干预；

杨逸能查到的资料中，对经济干预比较大的只有两次，一次是庆历年间范仲淹提出了“厚农桑”与“减徭役”两条；

若是实行下去，这两条法令会对大宋的经济产生一定影响，但事实上，范仲淹的改革只持续了一年，很快就被废除了。

另一次是王安石在熙宁年间，颁布了均输法、市易法、免行钱、募役法等等，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对经济进行了干预，但从熙宁十年的商税收入来看，这些政策总体上对大宋的经济影响也不是很大。

再看自然灾害，大宋的自然灾害不少，特别象黄河决堤这种大灾，都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仔细分析后杨逸发现，大宋建国以来，共有两个自然灾害频发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建国初，到真宗后期，这一段时期几乎每三到五年，便有一次大范围的灾荒，而水灾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自然灾害。

第二个时期，是熙宁、元丰年间，这一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连年出现严重的旱灾和蝗灾，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许多地区农业连年歉收，造成大面积饥荒。

但他手上的数据表明，在第一个灾害频发时期，大宋的经济是稳步增长的。

而从仁宗庆历中到神宗初期这二十多年间，大宋自然灾害比较少，然而经济在这个时期增速却不大。

到熙丰年间，也就是王安石改革时期，灾荒频发，连年旱灾、蝗灾，但这一时期经济也处于一个平缓期，平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些数据表明。自然灾害虽然对大宋经济发展有影响，但不是主要因素。

最后杨逸的目光落到军事上。很快，他就发现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问题。

从真宗天禧年间至仁宗庆历年间。是大宋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一个时期，到庆历年初达到顶峰，商税岁入是原来的两到三倍。

而这一时间。也正是大宋的军队人数高速增长的时期，从原来的四五十万人增加到了一百多万人。

庆历年初，由于李元昊起兵反宋，宋夏之间有长达数年的战争。

军队本身以及战争都会使得朝廷的支出大大增加，而朝廷支出的这部分银钱，主要是向民间购买各种军需物资，这就形成了一种市场需求，对推动物资商品化、和活跃市场交易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而大宋目前农业人口占据主体。广大农民的生活还是以自给自足为主，只有少部分生活必须品需要通过市场交易获得。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因军队的增加，战争的出现，大量支出银钱，就构成了市场消费的主体，其对大宋经济的影响就会突显出来。

到熙宁元丰年间。王安石的一系列改革以及军事扩张，本来也应该促进市场的活跃，但这期间经济并没有太大的发展，商税岁入也增加不大；

杨逸细细想来，原因除了自然灾害外。主要还是出在军事上。

首先，王安石一上台，就开始裁军，把军队人数从一百多万裁减到了五十多万，实施保甲法，所供保甲之费用，才是养兵的十分之一二，这大大减少朝朝支出的同时，也减少了市场需求，导致经济市场萧条，经济萎缩。

因此神宗虽然发动了熙河之役、伐夏之役，但由于军队人数缩减太多，对市场需求仍处于一种持平状态，这就使得大宋的经济在这段时间没有太大的发展。

杨逸经过一系列的分析，得出一个结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