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和道。

“死掉的时候不要那么肥、那么重！”拉许欧克意犹未尽。

“没错！”保罗赞同地点点头。

“那些先自杀的人哪，哼，”拉许欧克越说越像在挑衅，“他们都还没来得及瘦下来就死掉了！真是够重的！”

被他们这么一讲，先自杀的人简直就是不团结的叛徒，都已经要死了，怎么还好意思保持正常体重，拖累活着的人呢！

“老——天——爷！”保罗又朝天翻了翻白眼，“欧夫真的是够胖的！”

他一边拿起报纸继续阅读，一边猛挥手，示意该结束这个不愉快到极点的话题了。

“好啦，好啦，好啦！我们抬，就我们抬！这样行了吧！”

他们也的确一直这么做。这些年来，他们始终扶持着彼此。

不只是抽象的情感扶持而已，这些同样患了艾滋病的战友都会出席丧礼，并参与抬棺的行列。

赛尔波和拉许欧克还是全国艾滋病患者协会“挪亚方舟”的成员。这意味着，他们不只为自己的朋友抬棺，还要为那些孤家寡人、举目无亲的可怜虫抬棺。

有时候，总得有人挺身而出。

就算是最孤单的人，总需要有人送他最后一程吧。

之前，有个年轻的难民刚到瑞典没多久，就死掉了。他没有任何亲友，无依无靠。

即使客死异乡，总还是要有个人为他抬棺吧！

这个难民的葬礼办得极为节省，甚至有些草率：没有一般的木制棺木，而是使用替代的厚纸板棺材。这种纸棺是最难扛的，不只轻飘飘，而且根本就抓不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纸棺材比较轻，一定比较好扛，其实不然。

去年冬天，有那么一次，赛尔波还卷起衬衫的袖子，带点病态的骄傲展示臂弯上的一处擦伤。

他扛过太多人的棺材，以致胳膊上同一处受力过度，都弄到擦伤了。

当然，不是每个艾滋病患者都会互相打气、彼此扶持。有些艾滋病患者以看到其他患者为耻，厌恶之至，仿佛是在提醒他们，自己的处境有多么不堪，自己的生命已经来日不多了。

出于这种心态，他们宁愿继续让自己的爱人与朋友伤心。他们拒绝承认自己，拒绝在镜中重新检视自己，更不愿坦然面对自己的命运。

这又要从何说起呢？死于艾滋病，当然一点也不光彩，不只是盛年早衰，更是最痛苦、最孤独、最冗长、最丑陋、最不堪的死法！

和社会上其他族群相比较，同性恋圈子更强调年轻，更重视美貌。

只要没那么倒霉，不要被传染到，基本上就不用担心这么丑陋不堪的死法。然而在男同性恋者之中，也有一部分人假装这种黑死病根本不存在。这种人通常玩着多面人的游戏，在明处与暗处之间穿梭。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艾滋病肆虐的高峰期，众人对健美结实之身体的崇拜越发强烈。大家都想展现强壮健美的体魄，仿佛这样的身体绝对不会也不能衰败，更不会死灭。

在这段时间，同志之间流行把体毛刮干净，仿佛是想展示自己完美无瑕的身体，没有病毒、没有瑕疵、没有死亡，洁净一如白纸，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从同性恋报纸《观察员》对抗艾滋的广告就可以一窥端倪：广告人物净挑一些英俊、强壮又帅气的男人。

“老天爷，”保罗总会嫉妒不已地说，“摆这些帅哥上来干吗！看到这些帅哥，谁不会想来上一次！然后就中镖，得艾滋病了！”

然后，他又点上一根烟，继续翻看报纸。

葬礼上有许多花束。出席一个染患艾滋而死的男同性恋者的葬礼，除了鲜花，还能带上什么？

棺盖上嵌着死者的遗照，照片中又胖又壮的欧夫神情相当雀跃，头戴皮革小帽，身穿格子花纹的法兰绒衫，还有毛皮夹克。

就像保罗最常说的：“看起来很有男子气概嘛，结果一开口，还不是像个娘儿们！”

琴师踩着风琴的踏板，聘请来的女歌手静静地唱着歌曲《爱上真正的我》。

看看我，我就在这里。

抬棺的队伍中清一色是患了艾滋病的男同志。其中一人正是保罗，另一人则是拉许欧克。

这些男人全都瘦削不已。

当时间一到，他们就抬起棺材。这个过程很麻烦，但套句保罗最爱说的，“凭着我们丰富的经验，再用点小技巧”就搞定了。

他们就在所有人，包括欧夫远道而来的父母亲面前，将棺材放进等候的灵车。他们踏着缓慢的步伐，肩上扛着棺木，承受着无以名状的重量，还必须勉强压抑心中复杂的情绪，表现出庄严的模样。

任谁都看得出来，他们累得不得了，当中已经有人撑不住，脚步摇晃起来。

拉斯穆斯与本杰明坐在教堂后方一排座椅上。他向本杰明耳语：“你看，他们好可怜哦！抬着这么一个大胖子，都快累死了！”

拉斯穆斯笑了起来，他一笑就跟着大声咳嗽，几乎成了反射动作。

“不要笑！”本杰明对着他耳语，但就连他自己也有点想跟着笑。

最后，抬棺者终于顺利将棺木放进灵车后方敞开的车厢。他们努力保持专注、肃穆的神情，然后依据往例，全体向死者一鞠躬。

鞠躬的同时，保罗以非常凝重、近乎沉痛的口吻，为他们大家的心情做了总结。

“永别了，小胖。”

11

故事中所描述的都是真人实事。一切就发生在这里，发生在这座城市。

在历史的时间轴上，当西欧与美国的同志抗争运动开始开花结果，同志开始赢得法律权益与社会尊重时，青壮年同性恋者竟开始凋零、死去。

三种不寻常的疾病同时侵袭同性恋者，先是恶性肺炎，接着是罕见的皮肤癌，还有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