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已经被传染的病患，或负责提供医护的医生都无法自行决定何时该用药。卫生署长葛楚·席格森并未批准让所有HIV检验呈阳性的患者都能接受AZT治疗。

不知为什么，她反而别出心裁设置了一个道德委员会，决定在何种情况下才能给予治疗。事实上，当道德委员会还在慢慢审理个案时，病人可能早就死了。

事后，本杰明总是会一再思索：要是当初拉斯穆斯能够再撑上一年，就算只是多撑几个月，也许还有办法活到今天。

假如其他人也能再撑一下……

假如当初疾病的爆发时间能够再缓一缓，像是迟到的暖冬一样；假如病毒没那么迅猛、恶毒，难以遏阻……

假如上述假设都能成真，他们所有人就能继续一起庆祝圣诞节，一起庆祝各种节日，夏天还能在长岛滩悠闲地晒太阳，一起经历《伴侣法》、同志骄傲大游行，甚至《同性婚姻法》……

如果这一切都能成真，他和拉斯穆斯就能结婚，共度下半辈子。还有拉许欧克和赛尔波。

拉许欧克总是身穿直条纹衫，头发理成冬菇头，胡须杂乱难看。他曾经在工艺学院就读，梦想是成为艺术家，画水彩画，在养老院工作（这样才能支付居高不下的房租），参加合唱团演出，加入社会同志党。

总是穿着皮背心与衬衫的赛尔波就像大家的爸爸，他的严谨在这一伙杂乱无章的男同志中独树一帜。他更亲身参与70年代各场激化性平会政治与社会诉求的抗争活动，参加过最初的解放示威游行，还有那场占领卫生署办公室、迫使面目可憎的瑞典官僚将同性恋从疾病列表中废除的传奇战役。

赛尔波和拉许欧克，两人犹如针与线，形影不离，总是那么活跃、那么积极。

每年夏天，他们都会参加男同志夏令营活动。营队一开始在丹麦举行，几年后也开始在瑞典举办。在提米夜总会旁的“粉红房间”书局，若有举办英格·爱德菲尔特或雪丝汀·索瓦德等作家的读书会，他们一定排除万难参加。假如是杨·哈玛伦德在某间左派朋克风的咖啡厅演唱法文歌，他们一定坐在听众席上，洗耳恭听。他们绝对不会错过电影俱乐部放映的罗萨·冯·普劳恩海姆(1)导演的大片。他曾亲口说过：“病毒本身是不带道德观的。堕落的，不是同性恋者，而是他所身处的社会！”当理查·沃尔夫还年轻时，曾在船岛区的桨帆船剧院演唱过《情杀》，这些都是他们共同的回忆。

他们的兴致总是如此高昂，总是充满喜乐。

(1)Rosa Von Praunheim（1942—　），德国导演、作家、画家与同性恋平权人士，以作品多产及对同性恋议题的坦率直言著称。

24

1988年夏天，是拉斯穆斯与本杰明共度的最后一段美好时光，当时拉斯穆斯虽已染病，却尚未真正受到病魔的摧残。

那年夏天大部分的时间，他们出外旅游，先在爱琴海上的米科诺斯岛待了两星期，然后到南瑞典斯科讷省的朋友家住了一阵子。因此，他们有大半个夏天没见到保罗、赛尔波与拉许欧克等人。当他们在疗养院广场站的美食城不期而遇时，眼前的景象令两人震惊不已。

那时是拉斯穆斯先发现赛尔波与拉许欧克的，他实在太熟悉他俩了，不可能认不出来。但他还是有些犹豫，他看见了拉许欧克的背影，这位老朋友仿佛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拉斯穆斯心想：不对，这不是他熟悉的拉许欧克吧。

但事实上就是他没错！

拉斯穆斯喊了他们的名字。

当他们转过身来，拉斯穆斯和本杰明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拉许欧克只剩一副骨架。

没错，他瘦到只剩下一具骷髅。

见到两人时，他的眼神顿时一亮，想要微笑，但他的微笑却像在龇牙咧嘴。

他必须拄着两根拐杖，才能笨拙、缓慢地走向他们。

他本来就已经很瘦，暑假才过去几周，他的体重竟又继续暴跌，使人不禁心生疑惑：医院怎么还把他放出来？

但拉斯穆斯和本杰明没有视而不见。

“老头子！好久不见！”

拉斯穆斯喊着，亲吻他的脸颊，仿佛一切如常，仿佛他们没有看见这位老朋友的身上已经什么都不剩了。

本杰明问道：“你还好吗？最近怎么样？”

即使瘦到只剩一副骨架，双手拄着拐杖，拉许欧克还是不改积极开朗的天性，他还是回答：“我很好，谢谢！”

随后，他这才回过神来，想起自己现在的状况，羞赧不已地加了一句：“不然，我该怎么说呢？”

是啊！不然，该怎么说呢？

刚度完假回来，遇见最要好的老朋友，却发现他像被暴风摧残、崩塌的房屋，已经几乎什么都不剩了。这该怎么说呢？有谁可以告诉我吗？

拉斯穆斯和本杰明低下头，瞧着美食城的地板。

拉许欧克已经命在旦夕。

“你们跑哪儿去啦？”赛尔波的声音还是一如往常，温暖、热诚。

“我们在米科诺斯岛待了两星期，然后到斯科讷省找朋友。”本杰明尽量像赛尔波和拉许欧克一样，使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自然，不受影响，“你们呢？”

“噢，我们除了关在医院里，几乎哪儿都没去。该死，今年夏天真是够热的！”

日常生活中的对话，居然可以无厘头到这种程度：前一秒刚说完自己的爱人整个夏天都住院，下一秒马上改变话题，抱怨天气太热。

“原来是这样！我寄了邀请函给你们，都没收到回信，正觉得奇怪呢！”拉许欧克喊道。

“什么邀请函？”拉斯穆斯问。

“我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