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掏出一张名片，塞到他的黑袖子下面。“告诉我一个愿意做这笔生意的人——而且不用三个月——就算不是那么像，估计也没有太大关系。”

他耸耸肩，拿了名片走开了，5分钟后回到桌前，把名片递还给我。名片的背后写着一行字。

那个中东老头儿在梅尔罗斯路上开了一家店，一家破烂古董店，橱窗里面什么都有，从折叠婴儿车到圆号，从装在褪色的长毛绒匣子里的珍珠母贝长柄望远镜到点四四特制版单动式左轮枪（直到今天他们还在为西部警长们造这款枪——这些警长的爷爷们可是真硬汉），应有尽有。

那个中东老头戴着一顶瓜皮小帽，架着一副眼镜，留着一大把胡子。他细细端详了一番我那串珍珠，哀伤地摇了摇头，说：“拿20美元来，能做得差不多像那么回事。但没法那么像，你理解的。玻璃不太好。”

“到底能有多像？”

他摊开一双粗壮的大手。“我跟你说实话吧，”他说。“恐怕是连娃娃也骗不了的。”

“动手做吧，”我说。“用这只搭扣。当然咯，换下来的珠子你也得还给我。”

“好。两点钟，”他说。

里昂·瓦利萨诺思——那个来自乌拉圭的小棕人——登上了下午的报纸。他被人发现吊死在一间无名公寓里。警方正在调查。

下午四点钟，我走进绅士俱乐部里那间清凉狭长的酒吧，轻手轻脚地走过一长排卡座，寻觅着目标，直到我看见一位独坐着的女子。她头戴一顶帽檐很宽，好像浅汤盘的帽子，身穿一件简朴贴身的棕色套装，里面是一件一本正经，好像男装的衬衫，还打了领结。

我在她身边坐下，将一个包裹沿着长椅推给她。“别打开，”我说。“事实上，你还不如把它原封不动地扔进焚化炉呢，如果你愿意的话。”

她用一双阴郁疲倦的眼睛望着我，手上转动着一只发出薄荷味的玻璃杯。“谢谢。”她的面色煞白。

我点了一杯高杯酒，侍者走开了。“读报纸了吗？”

“读了。”

“那你一定明白了这个叫卡普尼克的家伙偷走了你的功劳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改动那则报道，也不愿意把你牵扯进来。”

“现在这一切都无所谓了，”她说道。“谢谢你，不管怎样。拜托——拜托让我看看。”

我从口袋里一团松散的绵纸包里抽出了一串珍珠，推到她跟前。那只银质的螺旋桨搭扣在壁灯的光芒中一闪一闪地眨着眼。那一粒碎钻也在眨眼。那串珍珠则像白肥皂一样黯淡无光，甚至连大小都不统一。

“你说得没错，”她用毫无起伏的声音说道。“这不是我的珍珠。”

侍者端来了我的酒水，她灵巧地用手包遮住了那串珠子。侍者一走，她又缓缓地将珠子把弄了一遍，扔进包里，给了我一个干涩的苦笑。

“如你所说——我会留下搭扣。”

我慢吞吞地说：“你对我一无所知。昨晚你救了我的命，我们有过一瞬间的感觉，但那仅仅是一瞬间。现在你依然对我一无所知。局里有一个叫做伊巴拉的警探，那是一个好墨西哥人，警方在沃尔多的手提箱里找到这串珍珠的时候，正是他在办这个案子。万一你想要确认一下——”

她开口道：“别傻了。都结束了。那仅仅是一段回忆。我还太年轻，不该永远活在回忆中。也许这样才是最好的结果。我爱斯坦·菲利普斯——但他已经去了——去了很久了。”

我凝视着她，一言不发。

她又平静地添了一句：“今天早上，我丈夫告诉了我一件我先前不知道的事情。我们要分居了。所以，我今天实在是没有多少乐开怀的理由。”

“我深感遗憾，”我的声音听上去一点都不可信。“那么，该说的话都说完了。也许有一天我会再见到你的。也许不会。我不常在你的圈子里混。祝你好运。”

我站起身来。我们彼此对望了片刻。“你那杯酒一滴都没有喝，”她说。

“你喝吧。这薄荷味道只会让人恶心。”

我在那里静立了片刻，一只手重重地撑在桌子上。

“如果还有人来烦你，”我说，“一定告诉我。”

我出了酒吧，没有回头去看她。我钻进汽车，沿着日落大道向西驶去，一路开上海岸高速。沿途的每一座花园里都遍布着枯萎焦黑的叶片与花朵——都是热风炙烤下的受害者。

但大海似乎依旧凉爽慵懒，一如既往。我一直开到接近马利布的一处位置，停下车，越过某人竖起的一道铁丝栅栏，走到里面的一块大石头上面坐下。这会儿差不多是半潮，很快就要涨潮了。空气中有一股巨藻的味道。我望了一会儿海水，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那串波希米亚玻璃仿珍珠，截断了一头的绳结，将珠子一颗接一颗地拨了下来。

等到所有的珠子都落入了我的左手中，我就这样捧着它们，思考了一会儿。其实并没有什么可思考的。我再清楚不过了。

“纪念斯坦·菲利普斯先生，”我大声说道。“不过是又一位大忽悠。”

我把她的珍珠一颗接一颗地掷入水中，抛向漂在海面上的那些海鸥。

珍珠在水中溅起了一朵朵小水花，海鸥们从水上一跃而起，冲着水花猛扑过去。

（宋佥 译）

[1]此处指的是毛姆的短篇小说《万事通先生》（Mr. Know-All）。丈夫一直以为妻子的珍珠项链是廉价货，但事实上那却是妻子的情人送给她的昂贵礼物。

[2]原文为西班牙语。蒙得维的亚是乌拉圭首都。

[3]原文为法语hein。

[4]艾拉·娜兹莫娃（1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