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捅破了弘福寺里的那些假佛之后，杜荷就知此事关系长安百姓的民心，已经不是一件小事了，当即决定取消今日的行程，进宫禀明一切。

　　高阳自然是满心不喜，撅着张嘴，嘀嘀咕咕，啰哩啰唆。

　　长乐劝说无果，杜荷不得已，答应下次再带她出来玩。

　　高阳方才喜笑颜开，俏脸儿挂着得意的笑容，身为皇家女她早已知道什么是公事为上，如此做法只是要一个承诺。

　　正如杜荷想的一般，他才将长乐、高阳送到宫门口，李世民宣见的消息就传到了他的耳中。

　　说句直接的，李世民根本没有让人去找杜荷，而是派人到皇宫门口候着，他知道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杜荷一定会赶回来的，直接让他前往承庆殿议事。

　　来到承庆殿，站在门口，杜荷就听殿内火药味甚浓，吵得不可开交。

　　此事如今不仅只是和尚奢靡的问题，已经随着大势，渐渐牵扯到了佛道儒之争以及夷夏之辨。

　　中国文化灿烂，源远流长，对外来佛教文化的融合吸收，就显示了中华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广胸怀。但佛教初期自西汉传入中国，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前，并不是那么顺利的。

　　佛道儒之争，从一开始就一直没有停歇过。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使得儒学，蓬勃发展，一日千里。道教固然不如儒家，但老子与孔子，在理论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未受到多少影响，发展固然比不上儒学，但也呈现争长之势。

　　佛教初传中国，其势力弱小，尚不能与儒、道相抗衡，需借助于儒、道的势力来发展自己。这一时期，三教“夷夏之辨”刚刚萌芽，体现于东汉末年牟子所著《理惑论》中，在梳理时人对佛教的困惑和误解过程中，牟子提及了儒生用“夷夏”问题来诘难佛教，牟子对此也作出了有理有据的应答。但这个时候的佛教就如受委屈的小媳妇，挨了打，不敢还手，只是轻声细语的解释着。

　　但随着佛教的渐渐壮大，在东晋时期，已经展开了反击。

　　前述元魏僧徒所作《汉法本内传》，便是这种反击武器之一。还有许多和尚们写的不少经典著作，多称佛，也就是释迦牟尼为老子并且亦是孔子的老师，甚至更长辈。比如东晋名僧支遁在《释迦文佛像赞序》中说：“昔周姬之末，有大圣号佛；……络聘周以曾玄。”书中不但把佛说成是老子的师父，而且还是他的“太爷”辈；老子和庄子则成了佛的“曾孙”和“玄孙”，连当弟子的资格都不够。以后的《正诬论》又说老子闻道于竺乾古先生。古先生即是佛，所以“老子即佛弟子也。”《清净法行经》也说：“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萨，彼称孔丘。净光菩萨，彼称颜回。摩诃迦叶，彼称老子。”

　　这里的震旦即指中国，到了这里儒道的祖师都成了佛弟子的化身，也就是说中国的儒道文化都是从佛学演变来的。

　　这种论点无疑是跟棒子的某些习性很像。

　　面对这种荒唐的事情。

　　儒道，自然展开了有利的反击。

　　儒家多从治国安民的角度对佛教进行批评，奉佛造寺，使国贫民穷；僧尼激增，使国家承担赋役者人减少；僧尼离开亲人出家，不要妻子，违背儒家的伦理纲常；佛教教理虚妄，对民众进行欺骗等等。

　　而佛家也不甘示弱，逐一进行驳斥，指出佛教对社会民众施行教化，于治国有利；通过个人出家修行而使祖先亲属的灵魂超脱苦海，也是尽孝的表现；佛教与世俗礼仪不同，以断除情累为志向，弃妻剃发，出家修行，是无可非议的。

　　但中国的百姓君王大多都很理性，旷日持久的佛、道、儒三教之争，始终仅限于君子动口不动手的范围内。即使有杀害，也只是惩办几位被视为首恶者。就如祟佛的齐文帝宣布灭道教，便仅杀了四名不肯落发的道士。周武帝灭佛，亦不肯杀一个僧人。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氛围所使然。因为古代儒家讲究中庸、宽容，道家讲究清静无为，而佛教则更是高扬和平与平等的大旗。不像西方的宗教战争，一打就是几十年、上百年、数百年。

　　三方的争斗到了唐朝方才告一段落。

　　唐朝完全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明的国度，他们对于各族文化都以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接纳。

　　在唐朝你可以打吐蕃传来的马球，穿北方胡人的衣服，看西域来的歌舞，玩高丽娘们……

　　只要你有心，你可以在大唐，在长安体会到各种各样的异族风情。

　　佛、道、儒三教之争也因为这种气度而缓解，李世民对于佛、道、儒三教没有什么偏袒，秉着只要你们不惹事，就不介意他们在大唐传教的心态。

　　可弘福寺的案例，恰好打破了这种和平的姿态。

　　李世民在历史上的地位很高，除了上了年级之后出现一些奢靡之气以外，在中前期，对于百姓是非常关照的。而弘福寺却收刮民脂民膏，以百姓的钱财，行挥霍奢侈之风，已经触及了李世民的底线，让他龙颜大怒。

　　在得到房玄龄、杜如晦的奏报之时，李世民气得拍案而起，把自己的手都打肿了，立刻召开群臣商议此事。

　　在杜荷没有抵达承庆殿之前，议会已经开始。

　　魏征、褚遂良这些正统的文士，对于佛教有着心灵深处的鄙夷，面对这一群腐败的和尚，立刻展开了潮水攻势，三言两语将佛教贬低的一文不值。

　　朝中如萧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