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9月18日，在福公司三番五次的催促之下，英国驻华大使萨道义公然向清外务部发出照会，言辞嚣张地宣称山西的煤矿乃是福公司专属开采之地，严禁任何其他人涉足，所有由中国人开办的煤窑必须无一例外地全部封闭。

直至此时，清政府那私自盗卖矿权的丑恶行径，才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千层浪，被山西人民知晓。

在此之前，清政府为了一己私利，将出卖矿权的勾当隐藏在阴暗的角落，偷偷摸摸地进行。

加之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局势动荡不安，福公司一直未能如愿着手开采山西的矿产资源，所以广大人民群众对于这件关乎自身利益与国家主权的大事，竟毫不知情。

然而，当山西矿权被掠夺的残酷真相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众人面前时，宛如一颗火种投入干柴堆，瞬间点燃了山西人民心中的怒火，激起了他们强烈的愤慨，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山西人民的全力反对。

就这样，一场浩浩荡荡的山西争矿运动，如火山喷发般就此爆发。

山西地区地处北方，气候寒冷，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百姓的生活一直处于贫困的状态。在这样的环境下，相当多的人不得不依靠开采煤炭这一艰辛的营生，来勉强维持生计。

特别是在“庚子赔款”之后，巨额的赔款如同沉重的枷锁，使得山西人民的生活愈发艰难困苦，雪上加霜。

福公司凭借着帝国主义的强权，强行夺取山西矿权，还蛮不讲理地禁止民间采煤，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径，严重损害了山西人民的切身利益。

面对如此不公，山西人民又怎能不团结一心，奋起抗争呢？

1905年这个特殊的时期，整个中国大地都涌动着一股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潮流，如汹涌澎湃的江河，势不可挡。

义和团那英勇无畏的反帝斗争精神，如同星星之火，却形成了燎原之势，深深感染和影响了全国人民，激发了大家的爱国热情与抗争意识。

与此同时，远在俄国，爆发了一场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这场革命的消息如同春风，吹进了中国，给身处黑暗中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鼓舞与希望。

而以孙中山先生为领袖的中国革命同盟会的成立，更是如同一声响亮的号角，进一步推动了民主思想在国内的广泛传播与空前高涨。

在这一系列因素的交织影响下，山西人民的争矿运动，成为了全国反帝反封建斗争浪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山西人民不屈不挠的奋力抗争下，1907年，福公司终于如同丧家之犬，灰溜溜地撤出了山西。清政府眼见形势如此，无奈之下，只得批准山西成立“保晋矿务公司”。

1907年，即清光绪三十三年的春天，山西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山西商办全省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人们习惯简称为保晋公司）正式宣告成立。

保晋公司的办公机关起初设立在太原海子边，到了1916年，搬迁至阳泉。保晋总公司自成立伊始，便陷入了资金纠葛的困境，犹如陷入泥沼，举步维艰。

回溯当时，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签订的赎矿合同里白纸黑字地明确规定：

山西省需向福公司交付赎款，金额为平化宝银275万两。并且在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2月21日之前，得先交付一半赎款，剩余的款项则分三期，在10年内还清。

然而，山西那些深明大义的有识之士心里明白，赎矿一事若久拖不决，极有可能夜长梦多，再生出其他意想不到的变故。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商议，他们毅然决然地决定一次性将赎款全部还清。

就在这个万分危急的关键时刻，渠本翘挺身而出，展现出非凡的担当。他与省内的官绅们共同谋划，以赎矿合同中所注明的山西亩捐作为抵押，亲自奔走于各票号商处借款。

渠本翘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卓越的沟通能力以及非凡的人格魅力，成功替省官方向票号商借来了大笔款项，最终顺利地一次性还清了福公司的赎款。

原本，渠本翘向票号商借来的这笔款项，双方约定好是由省政府从亩捐款项中拨出归还。

在当时，大家都觉得有这样的明确安排，借款的偿还便有了可靠的保障。

谁能料到，风云突变，辛亥革命如风暴般爆发了。山西省都督阎锡山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他竟将原本用于偿还借款的山西亩捐银强行截留了下来，并且不顾众人反对，把这笔钱挪作了军费开支。

这一举措，无疑给保晋公司的资金链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使得保晋公司的发展前景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保晋公司创立之初，总公司常被叫做本店或者本号，而大同煤矿分公司则相应被称作支店或者支号。

1909年，保晋矿务大同分公司正式挂牌成立，就此拉开了在大同地区开展煤炭业务的帷幕。

大同保晋矿务分公司创办伊始，先是在千金峪和黑沟购置了两座现成的小煤窑。随后，又陆续在秦家山、磨石涧、树儿洼以及马岭涧等地接办旧窑，同时还买下了永定庄的一块矿地，逐步拓展业务版图。

大同分公司将办公地点选定在千金峪矿厂，并聘请德国人赛夫耳担任矿师。在当时的条件限制下，依旧采用传统的土法进行煤炭开采。

黑沟地处大同城西南方向，距离大同58公里。大同分公司在此处布局了两座竖坑和四座横坑，还修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