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在来的路上了。达格利什不得不拨通她的手机号码。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像往常一样，她或许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她不会抱怨什么——艾玛从来不抱怨。他们俩时不时就要处理一些紧急情况，计划永远不及变化快，所以二人在一起的时间才显得格外珍贵。达格利什想对她说三个字，却发现很难在电话中说出口。那三个字只好同他本人一起再耐心地等一等了。

达格利什朝私人助理的办公室探了探头：“帮我联系米斯金督察和本顿-史密斯巡佐，好吗，苏西？然后，我需要一辆车前往巴特西直升机机场，先去接本顿-史密斯巡佐，再去接米斯金督察。米斯金督察的工具箱在她的办公室里，务必把它放在车上。”

恐怕没有比现在打这个电话更糟糕的时候了。连续一个月每天十六个小时的紧张工作已经令他精疲力竭，虽然还不至于压垮他，但是他渴望休息，渴望能同艾玛一起度过两天平静、幸福的时光。达格利什对自己说，他只能怪自己毁掉了这个周末，除此之外他没法怪罪任何人。无论受害人有多么重要的政治或社会地位，又或者罪案本身具有多么大的挑战性，没有人强迫他接手这起潜在凶杀案的调查工作。有些高级官员希望他能够利用已经掌握的信息占据调查的主动权，但治理一个多种族社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毒品、恐怖主义和国际犯罪集团都是需要面对的严峻挑战。曾有人提议组织一支新型的刑侦势力，站在国家的高度处理那些重大的犯罪案件，然而，计划因为一些政治因素搁浅了——最高级别的监管时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伦敦需要的是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依然能够游刃有余的高级官员。达格利什发觉自己正面临着一种风险，他将变得越来越官僚，变得愈加像一位委员、一位顾问、一位协调人，却再也不是一名侦探。一旦这种担忧变成现实，他还算得上是一位诗人吗？失去了调查凶杀案的肥沃土壤，丧失了一步一步揭开真相的美妙体验，不再有与人并肩作战、分担未知的危险，也再没有机会怜悯那些绝望而破碎的生命，他的诗意又能从何处迸发呢？

不过，眼下凯特和本顿-史密斯已经在路上了，还有些事情需要尽快解决——一些会议得以委婉的口气取消，有些文件需要赶紧存起来，公共关系部门也将加入进来。达格利什有一只专门用来应对突发事件的行李袋，被他放在了皇后港的公寓里，不过他很高兴自己还有机会能够再回去一趟。迄今为止，他还从未在苏格兰场给艾玛打过电话。一听到他的声音，她就会明白他想说什么。她会自行安排周末活动，说不定没有了他的陪伴，她还会暂时将他从脑海中删除。

十分钟后，达格利什关上了办公室的门，破天荒地又回头望了一眼，仿佛在同一个熟悉的地方告别，像是再也不回来了似的。

2

在那间坐落在泰晤士河畔的公寓里，凯特·米斯金督察依然躺在床上。若是往常，这个时间她早就坐在办公室里了，即便是休息日，恐怕也洗过澡、穿戴整齐、吃过早餐了。早起已然成为凯特的日常习惯。究其原因，一部分是源于个人喜好，另一部分则是童年生活的后遗症。那时候，她每天都为了臆想中的灾难景象而提心吊胆、如临大敌，每天清晨一睁开眼睛，她便匆忙地套上衣服，迫切地等待着应对某场突发事故：楼下的某间公寓里着了大火无法施救，一架飞机撞毁了窗户，地震震塌了高楼，阳台的栏杆颤动着在她的手中折成几段。每当她外婆孱弱、不耐烦的喊声传来，唤她下楼喝早茶时，她总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她的外婆有权不耐烦：女儿的死令她感到痛苦、蜗居在这间高层公寓的小房间里也非她所愿、抚养这个私生外孙女的责任压得她喘不过气来、爱的痛苦让她无法承受。但是现在外婆已经不在了，如果过去的时光不会消逝，也永远不会消逝，那么这些年来，她已经艰难地学会了承认并接受过去的一切对她的所作所为——无论那是最好还是最坏的结果。

此刻，她向外远眺，望着这个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伦敦。她的寓所位于河畔公寓大楼的一端，能够看到两个方向的景色，拥有两座阳台。从客厅望出去，泰晤士河西南方的景色尽收眼底，熙熙攘攘的河面上驳船、游艇、巡河警和伦敦港口管理局的巡逻汽艇游弋其间，游览的客轮逆流而上，停泊在塔桥旁。从卧室望出去能够俯瞰金丝雀码头的全貌，它的顶端犹如一只硕大的铅笔；还有西印度码头平静的水面以及多克兰轻轨线，轻轨线上的列车仿佛儿时摆弄的发条玩具。她钟爱这种由强烈反差带来的视觉冲击，在这里她游走在新与旧之间，从破晓到日暮，观察着泰晤士河畔截然不同的点点滴滴。每当夜幕降临，她倚靠着阳台的栏杆，凝望着眼前的城市逐渐变成一片灯海，璀璨的光芒令星辰也黯然失色，为天空着上深红的色彩。

这间寓所是她的家、她的避风港、她的安身处，经过长时间的规划和慎重的抵押贷款，她多年以来的梦想终于凝结为砖和水泥砌筑而成的实物。她从来没有邀请同事来过这间寓所，她的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恋人——艾伦·斯库利很久以前就离开她，去了美国。艾伦曾经希望能够同她一起离开，但是被她回绝了，一方面是对这样的投入感到忧虑，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在那之前她已经找到了工作。而现在，是自从她和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