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商铺和作坊的进一步发展。这就形成了营州产品占据高端、关内产品处于低端的生产格局——在这个时代。军甲和战马是绝对的高端产品！

另外，营州手头上掌握的巨额硬通货让营州处于了事实上的贸易中心。通过战争手段得到财富让官府手头非常宽裕。以官府为主的大规模采购成为了支撑工商业发展的坚实基础。

最后，营州军事实力的飞速发展，李诚中官职的不断升迁，也是营州超越平州的重要基础，没有这一点做保障，谈什么都是白扯。

因为这种紧密不可分的联系，平州享受到了营州方面的大量战争红利，这种享受甚至达到了极为依赖的地步。无论刺史府也好，还是百姓也罢，手中的余钱也逐渐丰裕了起来，平州甚至出现了一个仅此于营州的工商业阶层，如果不是平州官场对于工商业的重视程度和保护力度仍然不够，这个阶层完全不亚于柳城和燕郡的那些大作坊和大商铺所有者。他们在灵活性和自主性上甚至更强一些。

为了更好更方便的融入营州焕发出来的生机活力中，平州刺史府全面倒向了营州都督府。刺史府中的官职任命和部门设置开始逐渐和营州都督府接轨。在原先的官府设置上，刺史以下设置各曹，用以处理相对应的民生事务。看似各有分管，与后世没有太大区别，但实则不然。

这种官府体制是建立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理念下的。“溥”的意思是“浇水”，原指向周天子的花园浇水，就是说，天下之大，都是天子的花园。天子是天下一切土地和财产的所有者，而一地官府，比如平州，平州刺史是天子在平州的代理人，为天子看管这一亩三分地。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平州刺史府以下各曹实际上是没有处置权的，他们所做的仅仅是收集民意、转发文卷、执行刺史的决定，所有的事务都必须由刺史本人决定。在这样的体制下，如果依照理论而言，勤政的官员会在案牍之间累死。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刺史作为天子的代理人，他的关注对象仅仅在于两项：收税和保持地方平稳。有良心的刺史可能会考虑兴修水利——目的也是为了收到更多的税。至于什么地方的经济发展、什么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什么科技和文明的进步等等，统统不在考虑之内，因为官府没有这个职能，也没有这个概念。而占用官员极大精力的另一项事务——诉讼，其本质也是为了保持政权稳固。

官府职能的极度狭窄和不负责任，使得官府人员可以用很少的劳动而完成绝大部分事务，可以很堂而皇之的号称“无为而治”并因此得到朝廷表彰。

这是过去的平州刺史府处理政务的惯例，但是现在不同了，因为身边有一个营州。在营州的带动下，平州的农业、工商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各种新鲜事务层出不穷，各种政务以几何速度飞涨。平州刺史张在吉发现，似乎一夜之间，他眼前需要处理的文案堆积如山！

在处理文案的过程中，张刺史发现，其中**成都与营州有关，这时候他开始思考，营州都督府长史房是怎么处置那么多政务的呢？

张刺史是一个胸怀宽广的人，否则他也不会竭力举荐和提携年轻的冯道，因此，他也不介意向过去自己的这个幕僚学习。通过了解，他发现营州都督府长史房下设立了很多新的部门，这些部门的名称非常俗白，比如办公室、槯税科、商贸科、法律科等等，张刺史倒不以为意，这是为了方便百姓，很好理解。但他并不认为这些新的部门就能够很好的分担起繁重的事务，部门设置再多也无济于事，只不过是形式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报给长史本人来处置，丝毫削减不了长史本人的工作量，或许其中的好处就是上报的时候能够更有条理一些。

然后张刺史不耻下问，落下脸面和年轻的冯长史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流，终于得到了答案，答案就是——处置权下放。通过将处置权下放，让各曹拥有实际的决定权，具体来说，就是让各曹获得不需要上官定夺而可自决的批复权，如此一来，原本必须每项必报的事务，就被各曹分摊了，官府主官就获得了极大的解脱。

对于这样的举措，张刺史很震惊，也很疑惑，他提出来的问题是，主官的权力不就被架空了么？对此，冯道给他的答复是：抓好决策、抓好财务、抓好人事。具体而言，主官需要考虑的是一地的发展方向，制定发展政策，通过财物的控制和人事任免来实现自己的治政意图。

那么如何保证各曹官吏不滥用权力呢？冯道的解释是，制定和完善规章制度。一曹制定一曹的规章制度，要细化到如何实施、如何操作、如何追责，各曹依据本曹的规章制度来行使处置权，就可以保证治策在大原则上不出偏差。主官可以通过制定大政策和控制人财物来贯彻自己的施政方略，或加大财力的投入，或撤换不力的官吏。

同时，冯道刻意强调，要想实现这样的治政框架，必须着力加强对律法的推动，构建一个拥有各种类别法律文本的体系，而非过去单一的依靠一部《永徽律》，必须做到各曹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张刺史认真琢磨了良久，终于有所领悟，这似乎是将朝堂之上的各部机构放到了地方，直接在基层以实现处置权的下移。

冯道认为并非单纯如此，这种治政框架打破了过去“民不举、官不究”的那种官府与百姓泾渭分明的状况，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