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捉迷藏用的了。

每一次安娜·霍勒尔发现一些新东西的时候，都会哈哈一笑。有时候她的笑声会完全被风吞没，看上去好像她就是那么无声地、光彩夺目地笑着。

当他们傍晚时分又回到缆车山谷站的时候，他们还一起站了一会儿，看着缆车车厢又开始向山上出发。艾格尔不知道，他该说些什么，或者他到底是否应该开口说话，所以他宁愿闭着嘴不说话。楼房地下室的机电室里传出了发动机低沉的嗡嗡声。他感觉到女老师的目光投在他身上。“我想要您现在送我回家。”她说着，就开始走了。

她住在紧挨市政厅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是村子为她在学校教学这段时间提供给她的。她在一个盘子上准备了洒好洋葱末的切片面包，外面的窗台上放了两瓶凉啤酒。艾格尔吃着面包，喝着啤酒，同时努力不去看她。“您是一个男人，”她说，“一个真正的男人，有真正的胃口，不是吗？”

“应该是的。”他说着，耸了耸肩。

外面慢慢暗下来了，她站起来，在屋子里走了几步。在一个小小的配菜柜前她停了下来，站在那儿。艾格尔从后面看到，她低着头，好像她有什么东西在地板上找不到了。她的手指玩弄着裙子的折边，她的鞋跟上还沾着泥土和灰尘。房间里安静得可怕，好像那早已经从各个山谷里撤离的安静，就在这一瞬间，都聚集在这个小房间里了。

艾格尔清清嗓子，把酒瓶放下，观察着一滴酒沿着杯子慢慢地滑落下来，在桌布上摊开形成一个圆圆的、深色的斑点。安娜·霍勒尔站在配菜柜前，一动不动，目光也低垂着。她先抬起头，然后举起手。

“人在这个世界上经常都是孤独的。”她说。

然后她转过身来，点燃两支蜡烛，把它们摆到桌子上。她把窗帘拉上，把门闩推到门前。

“现在，来吧。”她说。

艾格尔还在呆呆地盯着桌布上的那个深色的斑点。“我曾经躺在过一个女人身边。”他说。

“没关系的，”女老师说，“我觉得没关系。”

一会儿后，艾格尔看着这个躺在他身边睡着的年老的女人。他们到床上以后，她把她的手放到了他的胸口，他的心脏在下面砰砰跳动的声音那么响，以至于他感觉整个房间都在动了。他们之间没有发生什么。他没能克服自己。他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地，像被钉牢似的，感觉到他胸上面的手越来越重，直到它落在他的肋骨之间。

他观察着她的身体。她侧躺着，头从枕头上滑了下来，她的头发打成细缕散在床单上。她的脸半转过去，看起来很消瘦，像没有肉似的。夜晚的光透过窗帘窄窄的缝隙落进房间里，好像陷在她的众多皱纹中。

艾格尔也睡着了，当他又醒来的时候，女老师蜷缩成一团躺在一边，他能听到她用枕头压抑着的啜泣的声音。他犹豫不决地在她身边躺了一阵儿，然后他明白，没什么他能做的了。他轻轻地起床，走了。

在同一年，村子里来了新的老师，一个有着娃娃脸的年轻男子，留着齐肩的、扎成一个小辫子的长发。他会在晚上织毛衣，或者用树根雕刻小小的、扭曲的耶稣受难像来打发时间。

旧时代里那种安静与纪律再也没有返回学校，艾格尔也逐渐习惯了他卧室墙后面的吵闹。

后来，他只见过一次安娜·霍勒尔。她拿着购物篮子走在村子的广场上。她走得很慢，迈着不自然的碎步子，低着头，好像陷入了沉思。当她发现艾格尔时，她举起手，像人们跟小孩子摆手时一样，挥动着手指向他打招呼示意。艾格尔快速地看向地上。后来他为自己在那一刻的胆怯而感到羞愧。

安娜·霍勒尔悄悄地离开了村子，就像她来的时候那样。在一个寒冷的早上，太阳还没升起来的时候，她带着两只箱子登上了邮车，坐到最后一排，闭上眼睛，据司机后来讲，她在整个行程中没睁开过眼睛，一次都没有。

那年秋天很早就开始下雪了，安娜·霍勒尔离开没几星期后，滑雪游客们已经在山谷缆车站前排很长的队了。一直到晚上很晚，村子里还到处可以听见滑雪板固定器的金属质感的咔嚓声，和滑雪鞋的嘎吱嘎吱声。

临近圣诞节前的一天，天气寒冷，阳光明媚，艾格尔带着几个比较年长的人在雪地散步后，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在街道另外一侧迎面走来了一伙神态激动的游客，后面跟着几个当地村民、一个乡村警察还有一群挤挤攘攘乱喊乱叫的孩子。

两个穿着滑雪衣的年轻男人把他们的滑雪板组装改造成了一个临时担架，抬着一个显然要用最大的小心谨慎才能搬运的东西。那两个男人用一种奇怪的敬畏对待那个东西，他们的敬畏让艾格尔想到了辅助弥撒男孩们的热忱，他们怀着那种热忱在星期天礼拜仪式上围着圣坛走来走去。他穿过街道，想去仔细看看那边的热闹，可是他看到的景象，让他的呼吸都停顿了：在那个临时担架上躺着的是羊角汉斯。

有一刻艾格尔认为他肯定是丧失了理智，但是毋庸置疑的，在他面前躺着的就是那个牧羊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牧羊人还剩余的部分。他的身体被冰冻得僵挺。就可以辨认出的部分而言：他少了一条腿，而另一条腿荒诞地扭曲着，伸出到担架外面；他的胳膊紧紧绕在胸前，两只手上挂着干枯的碎肉，几乎完全裸露着的手指骨头弯曲得像鸟的爪子；他的头深深向后仰着，好像有人用暴力把它拽到后面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