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女老师向他走近一步。她至少比他矮一头半，但是有孩子们在她背后——他们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盯着艾格尔，她看起来很有威胁性，而且完全不准备做任何妥协。

艾格尔很想说点什么，可是他只是低头缄默地看着亚麻地毡。忽然他觉得自己站在那儿很傻：一个年老的男人，带着可笑的抱怨，连小孩子们都可以不加掩饰地惊讶地盯着他看。

“人们没办法选择邻居是谁，”女老师说，“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您是一个粗俗的蠢人！忽然就冲进我的课堂，不请自来，没有梳头，没有刮胡子，甚至还穿着一条衬裤，或者您穿的那到底是个什么啊？”

“是一条睡裤，”艾格尔咕嘟着说，他已经十分后悔走到这儿来了，“不过已经缝了几个补丁。”

安娜·霍勒尔叹了一口气。“请您现在立即离开我的教室，”她说，“当您洗漱好，刮了胡子，穿戴整齐后，我不介意您再回来！”

艾格尔没有再回来。他学着容忍这噪音，或者有必要时，往耳朵里塞上苔藓，对他来说这件事就算解决了，可能也就这样持续下去了，如果不是在接下来的星期天他的门被用力敲了三下。安娜·霍勒尔的手里拿着一块蛋糕，站在外面。

“我想，我应该给您带些吃的来。”她说，“桌子在哪儿呢？”

艾格尔把他家里唯一能坐的地方让给了她，那是一个他自己做的挤牛奶时用的小木头凳子，蛋糕则被放在他的一个老储物箱上。出于对坏时光的隐秘的害怕，他在那个箱子里存放了一些罐头食品——哈克迈尔最精细的洋葱和肉——和一双温暖的鞋子。

“这样的蛋糕经常很干。”他说。

在他手捧着陶罐去村子广场上的水井打水的路上，他想着这个女人，她正坐在他的房间里，等着把蛋糕切开。他想，她应该和自己年龄差不多，但是，作为老师的多年工作明显让她很憔悴。她的脸上布满了微小的皱纹，在她深色的、紧紧扎成发髻的头发里闪现出一些雪白的头发。

有一刻他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一幅奇怪的画面：他不仅仅看到她坐在小凳子上等待着，他还想象着，仅仅因为她的存在，他自己居住了那么多年的房间开始改变了，变大了，还用一种并不是让他很舒服的方式在向各个方向打开着。

“所以，您一直在这里生活？”当他带着装满水的水罐回来时，那个女老师说。

“是的。”他说。

“毕竟人不管在哪里都可以幸福的。”她说。她有一双深棕色的眼睛和温暖友好的目光，然而艾格尔还是感到，被她看着很不自在。

他低头看向他手里的那块蛋糕，用食指把一粒葡萄干抠掉，让它悄悄地掉在地上。然后他们就开始吃蛋糕了，他必须承认，蛋糕很好吃，或许他想，这块蛋糕甚至比他最近几年吃过的所有的东西都更好吃，但是他最好还是不要讲出来。

后来艾格尔也说不清楚，整件事情是怎么发展起来的。那么自然地，就像女老师安娜·霍勒尔手里拿着蛋糕站到他门前一样，她也同样那么自然地进入了他的生活，并且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占据了那个很明显她认为是她应得的空间。

艾格尔不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发生在他身上的。此外他并不想表现得不礼貌，所以他跟她一起散步，在阳光下坐在她旁边喝咖啡。咖啡是她用一直随身带着的保温瓶带来的，她说这咖啡比魔鬼灵魂的颜色还要黑。

安娜·霍勒尔一直会讲出这样的比喻，总的来说她几乎就是一刻不停地在说话，讲她上课的情况，讲那些孩子们，讲她的人生，讲那一个早就去了他该去的地方的男人。她从来、从来、从来都不该相信他。

有时候她说一些艾格尔听不懂的话。她会使用一些他从来没有听过的词，他暗自认为，那些词都是她自己瞎编的，因为她不认识本来正确的那些词。他让她讲话，他倾听着，不时点点头，有时说“是”或者“不是”，喝着咖啡，咖啡会让他的心跳加速，好像他要爬上凯默赫尔高山的北侧山坡似的。

有一天她说服了他乘坐“蓝色丽泽尔”到卡尔莱特纳山峰上去。在那儿能看到整个村子的全貌，她说，学校看起来就像是被人弄丢的一个小火柴盒。如果眯起眼来看，可以辨认出些彩色斑点，那是在村子井边的孩子们。

缆车车厢随着轻微的一抖出发了，艾格尔站到一扇窗子的旁边。他感觉到女老师紧紧跟在他后面，她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膀上方看向远方。他想到，他的上衣已经很多年没有洗过了。不过至少上星期他把裤子在清澈的泉水里浸了半小时，然后搭在一块向阳的石头上晾干了。

“您看到下面那里的那个塔柱吗？”他问道，“我们浇筑地基的时候，有一个人掉进去了。他前一天喝酒太多了，在中午的时候翻下去了，脸直接趴进了水泥里，躺在那儿就不再动了，像池塘里的一条死鱼一样。我们用了好一会儿，才把他弄出来，水泥已经不那么流质了，后来他挺了过来，只是从此瞎了一只眼，到底是因为水泥还是烧酒，很难说。”

到达山顶后，他们在平台上站了好一会儿，看着下面的山谷。艾格尔感觉，他好像必须用什么方式给女老师提供一些娱乐消遣，于是他给她指着村里的不同东西：被烧掉的牲口棚的残余；在萝卜地上匆匆建起来的度假公寓；那个巨大的、长满铁锈和紫红色金雀花的锅炉，战争结束后山地兵团就把它留在了教堂后面，从此就是给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