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茨用家的凉台上，在施伯莱特报摊面前，人们会站在那里谈论未来希伯来国家的边界。是否包括耶路撒冷？是否包括海法的英国海军基地？是否包括加利利？还有沙漠？有些人希望文明世界里的部队会前来保护我们免遭阿拉伯人的杀戮。（我们对每个民族都有固定的称谓，就像名字和姓氏加在一起：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腐坏的德国、遥远的中国、苏维埃俄国、富饶的美国。沿海有活跃的特拉维夫。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在加利利，在山谷，是以色列劳动者的所在地。阿拉伯人被贴上嗜血成性的标签。即使世界本身也拥有了几个称谓，也要视气氛和环境而定：文明、自由、广大、虚伪。有时人们说：“了解此事然而保持沉默的世界。”有时他们说：“世界不会对此保持沉默的。”）

与此同时，在英国人撤走、希伯来国家终于出现之前，食品杂货商和蔬菜水果零售商都是早晨七点开门，晚上六点宵禁之前关门。邻居们——多尔茨用一家、格里皮尤斯医生、我们自己、本·胡尔及其父母——聚集在布斯泰尔家里，因为他有收音机。我们神情忧郁、默默地站在那里收听耶路撒冷电台的新闻。有时，一阵黑暗过后，我们听起“战斗锡安之音”的地下广播，声音放得很低。有时，我们在新闻之后收听寻人启事，也许他们会突然提到在欧洲遇害的一个亲戚，结果竟存活下来，设法来到了以色列土地，或者至少来到英国人在塞浦路斯建的难民营。

在收听广播时，房间里一片宁静，仿佛帘栊在黑暗的清风中抖动。但关上收音机之后，大家都开始说话了。他们说个不停。发生了什么，将要发生什么，能够做些什么，可以做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我们还剩下哪些机会。他们说啊说，仿佛害怕如果突然出现片刻的宁静，便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如果在谈话和争论的背后，隐含着某种冰冷而阴郁的宁静的话，他们会立即遏制这种宁静。

大家都看报纸，看罢一张后便相互交换，《事》、《观察者》、《守望者》、《国土报》，你传给我，我传给你。因为那时的白天比现在的白天长很多，每份报纸只有四页，晚上他们会重读早晨读过的东西。他们一起站在西诺皮斯基兄弟的杂货店前面的人行道上，比较《事》上写的关于我们的道义力量与《国土报》上说的耐性：也许字里行间蕴含着什么重要的东西，而在第一遍和第二遍的阅读中没读出来？

除拉扎鲁斯先生之外，居住区中还有其他难民，他们来自波兰、罗马尼亚、德国、匈牙利、俄罗斯。多数居住者不叫难民，也不叫拓荒者或者公民，而是被叫做“有组织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处于一个中间地带，位于拓荒者之下，难民之上，既反对英国人，又反对阿拉伯人，也反对激进分子。但是如何进行区分呢？拓荒者、难民和激进分子，几乎所有的人在发Resh时使用喉音，在发Lamed时声音流畅，只有东方犹太人发Resh时打嘟噜，在发Het或Ayin14时声音刺耳。父母希望我们这些孩子要成长为全新的犹太人，比父辈要强，虎背熊腰，成为斗士，在土地上劳作，因此他们拼命用肝尖、鸡肉和水果把我们填饱，以便有朝一日我们会挺身而出，浑身黝黑，英勇无畏，不能再任敌人把我们像羔羊一样宰割。有时他们会对来耶路撒冷之前曾经生活过的故乡产生眷恋，用我们听不懂的语言唱歌，他们会给我们大致翻译一下，于是我们也知道了过去曾有过河流和草地、森林和田野、茅草屋顶和薄雾中的悠扬钟声。因为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废弃的小块土地在夏日下焦灼干枯，建筑都是由石头和瓦楞铁垒就，太阳炙烤着一切，好像这里已经发生了战争。耀眼的日光从早到晚狂暴地折磨着自己。

偶尔，有人会说：“究竟会发生什么？”有人回答：“应该希望好起来。”不然就是：“我们一如既往。”妈妈有时弯下腰，连续五到十分钟看盒子里的照片。我已经懂得，自己应装作没有看见。她的父母和姐姐塔尼亚在乌克兰被希特勒杀害，遇害的还有许多没有及时来到这里的犹太人。爸爸有一次说：

“真是不可理解。简直难以置信。整个世界默不作声。”

他自己有时也为他的父母和姐妹难过，但没有眼泪：他会站上约莫半小时，姿势有些别扭，不太灵活，一副公正而固执的模样，死死盯住挂在走廊墙上的地图。如同司令部里的将军，目不转睛，一言不发。他想的是我们必须赶走英国侵略者，在这里建立一个希伯来国家，让世界各地受迫害的犹太人返回此地。这样的国家，他说，“显然必须给全世界树立一个正义的榜样，甚至对那些想生活在我们中间的阿拉伯人也是如此。就是，不管阿拉伯人因听信别人的煽动和挑拨对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要以称得上典范的宽宏来对待他们，但绝对不是因为我们软弱。当自由的希伯来王国终将建立之后，世上就没有坏人胆敢谋杀或欺侮犹太人了。如果他胆敢这样，我们则予以严惩，因为到那时，我们的军队可以指哪儿打哪儿”。

我上小学四五年级时，用铅笔仔仔细细地在绘图纸上描摹出爸爸地图册里的世界地图，我描摹出定将出现的希伯来国家：位于沙漠和大海之间的一块绿地。我在绿地上绘出一条横亘大陆和海洋的长长臂膀，我在臂膀的一端，放了一个能够抵达任何地方的拳头。甚至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