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递给妈妈。

我帮他们折起床，床一合拢，就立刻伪装成了诚实的沙发。它没有什么可疑的，甚至不要想象它有完全私密的内在空间——隐藏起来的床垫、枕头、床单和睡衣。听都没听说过。

我把五个靠垫摆放在沙发上，完全等距离。我也把自己的床收拾好。我们还草草洗漱，穿衣，把一切收拾停当，整理桌布，甚至把妈妈的便鞋塞到沙发底下，自始至终，遵守着某种不言而喻的协议，谨防看纸包的方向。由于某种原因，纸包在夜里决定自己要引人注目。它突出地站立在波兰文的世界文学精品中央，就像中学里早上点名的笨拙士兵。就在妈妈要整理花瓶里的花，爸爸正更换书桌上吸墨台里的报纸，让我去厨房布置桌子时，传来了敲门声。爸爸立即回应，讲的也是英语，也彬彬有礼：

“请等一下。”

他开开门。

我吃惊地看到他们只有三个人：两个普通士兵（其中一人脸上有块烧伤的疤痕，因此半边脸是红的，像屠夫的肉），一个窄胸、瘦长脸的年轻军官。三个人都身穿长短裤，卡其色的袜子与短裤在膝盖附近几乎交会。两个士兵手持冲锋枪，枪管冲着地面，仿佛低垂着眼帘，确实不光彩。军官拿着一把手枪，也把枪口朝下；手枪看上去与邓洛普军士的手枪一模一样。（也许他们是他的熟人或者朋友？要是我立刻告诉他们我是邓洛普军士的朋友会怎么样？他们会放弃搜查，甚至和我们一起吃早饭吗？那样我们就能和他们说话，最终让他们睁眼瞧瞧他们使我们遭受的不公正待遇。）

爸爸在说“请进”时，带着尤为明显的殷勤。瘦军官惊诧片刻，仿佛爸爸的殷勤把搜查这户人家变成了极其粗鲁的行动。他为这么早就来打扰我们请求原谅，解释说，不幸的是，他有责任迅速查看一下，弄清一切是否正常。他不假思索地把手枪放回枪套，扣上扣子。

他方和我方都有片刻的踟蹰，不清楚接下来做什么。在检查之前，他方和我方还需说什么吗？

当俄巴迪亚大街诊所里的格里皮尤斯医生给我体检时，她总是难以找到恰当的词句让我把衣服脱得只剩下内裤。妈妈和我会耐心地站在那里，等待她鼓起勇气，用带德语口音的粗哑希伯来语说：“请脱下所有的衣服，只是不需要脱内裤。”她说内裤时，显然局促不安。仿佛她觉得应该有不太丑陋、不太尖锐的词汇。（实际上，我想她是对的。）建国不久，格里皮尤斯医生爱上了一个美国盲诗人，追随他去了塞浦路斯。三年后，她孑身归来，重新出现在我们的诊所，只是模样有些变化，平添几分苦涩与瘦削。尽管她实际上没有消瘦；也许是人缩了，枯了。但正如我以前所说，没有规则我就无法生活，甚至无法入睡。因此，格里皮尤斯和她的美国盲诗人，她从法马古斯塔带回的长笛，她有那么两三次在早晨吹出的奇怪曲调，她的第二任丈夫，一个甜食进口商兼抗遗忘专利的发明者，还有形容身体私处和内衣细目的词汇是否合适等整个问题，得留待另一个故事。

军官恭敬地对爸爸说话，就像一个学童对老师说话：

“请原谅。我们要努力快点，但同时我恐怕必须请你们不要离开这里。”

妈妈说：

“我可以给你们倒杯茶吗？”

军官充满歉意地说：

“不，谢谢。我在上班。”

爸爸用希伯来语，用他那镇定、得体的口气，抗议说：

“你太敬业了。不必这样。”

从职业角度看，搜查并没有赢得我的认可。（我已经偷偷地慢慢向前走了四五英尺，走到门厅，我在那里可以观察到家中的大部分。）

士兵们仔细查看我的床下，打开我卧室的壁橱，把衣架推向一边，挨个戳弄挂着衬衣和内裤的衣架，扫视厨房，草草看过洗手间，出于某种原因集中查看冰箱，上上下下查了个遍，敲打两处墙壁，同时，军官检查爸爸挂在墙上的地图。脸上有烧伤的士兵在门厅找到个松动的衣钩，查看它的松动程度，直到军官气冲冲地说，如果再不小心，就会把衣钩弄坏了。士兵顺从地不再管它。当他们都走进我父母的卧室时，我们跟了进去。军官显然忘了我们应待在门厅一角。图书馆之大显然令他吃惊，他犹豫着问爸爸：“请原谅，这里是学校吗？还是一个宗教膜拜的场所？”

爸爸忙不迭地主动予以解释，做导游。妈妈轻声对他说“不要忘乎所以”，但无济于事。他已经被教书育人的热潮左右着，开始用英文解释：

“这是一家严格意义上的私人图书馆。目的是为了搞研究，先生。”

军官似乎不明白。他礼貌地询问爸爸是书商，还是装订工。

“不，是学者，先生。”爸爸用他那俄式英语一个音节接一个音节地说，又补充说，“历史学家。”

“有意思。”军官说，他脸上泛起红晕，似乎受到了训斥。

片刻之后，他又恢复了自尊，也许想起了军衔和任务，他坚定地重复：

“很有意思。”

而后，他问是否有英文书。他的问题冒犯了父亲，但也刺激了他，好似把点燃的弹药扔到了篝火上。傲慢的军官一箭双雕，既伤害了爸爸身为图书收藏家和学者的自尊，又伤害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化民族之一的历史地位。这位自负的异族人是否想象他正在马拉延村的某个土著陋舍，还是在住满乌干达部落人的茅屋？

立刻，爸爸充满激情，热情洋溢，如同正在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主张辩护。爸爸拉出一本又一本英文书，大声宣布书名、出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