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会死，”他深深地望着我的眼睛，“我以前就预见过。我知道它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但不是今天，别担心。”

他完全是认真的，我相信他，我真的相信他。他知道。我脑海中的思绪千丝万缕，但我什么也说不出口。我们的眼神就这么锁在一起，我充满好奇。他知道。

“你是怎么——为什么——”

“我一直都知道，”他声音微弱，“我一直有这种力量能看见。我打小就有这种能力。我小时候做过一些梦，然后尖叫着醒来。第一天晚上我父亲进我的房间来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他我梦见我的斯塔希姨妈死了。他向我保证斯塔希姨妈平安无事，让我继续睡觉。

“但是第二天她死了。

“一周左右之后，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另一个梦，我尖叫着醒来。他又来到我房间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他我梦见爷爷死了。他又对我说——虽然声音可能有些颤抖——爷爷没事，我又继续睡觉。

“第二天，当然，爷爷死了。

“又过了几周，我没有再做梦。然后我又做了个梦，父亲来问我我梦见了什么，我告诉他，我梦见我父亲死了。他当然向我保证他没事，别多想，但是我知道他乱了套，我听见他整晚在房间里踱步，第二天他完全心不在焉，总是东张西望，好像有什么东西会掉到他头上。他很早就进城去了，去了很久，回来时看上去很糟糕，仿佛等那把要掉下来的斧子等了一整天。

“‘老天爷呀。’他看见我母亲并对她说，‘这是我这辈子最糟糕的一天！’

“‘你以为就你倒霉呀，’她说，‘送牛奶的今天摔死在门廊上了！’”

我“嘭”地关上房门走了出去，希望他马上心肌梗死，死得快些，这样我们就一了百了了。毕竟我早就开始哀悼了。

“喂！”我听见他隔着门喊我，“你的幽默感哪儿去了？哪怕你没有幽默感，你的同情心呢？回来！”他喊我，“饶了我吧，儿子，拜托！我快死了！”

我出生的那天

我出生的那天，爱德华·布龙正用揣在衬衣口袋里的半导体收音机收听一场橄榄球赛，还刈着草坪抽着香烟。那是个潮湿的夏天，草长得很高，但是那天太阳洒在我父亲身上，洒在父亲的院子里，带着强烈的热度让人回忆起太阳更热烈的过去——那时候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似乎都要比现在更热烈、更庞大、更出色或者更单纯一些，就像这个太阳一样。他的肩头红得像苹果，但是他毫不在意，因为他在收听今年最重要的比赛，参赛的是他的校队——奥本队，以及他们的死对头——亚拉巴马队。这场比赛亚拉巴马队几乎是赢定了。

我母亲的身影会时不时闪过他的脑际，她在屋子里，看着一张电费账单。

屋里像冰柜一样冷，但是她还是满头大汗。她坐在厨房的桌子前看着那张电费账单，感觉到我在催促她，我已经就位了。

马上，她想，迅速吸了口气，但是她没有站起来，甚至都没有把视线从电费账单上挪开。她只是想着这个词：马上。

外面，他刈着草，奥本队的情况不妙——从来没好过，每次都一样：你去看这场比赛，满以为今年会是他们获胜的一年，一定会的，但是最后，从来没有。

快到中场了，奥本队已经落后十分。

我出生的那天，父亲刈完了前院的草坪，开始刈后院的。他重新振作了精神——下半场奥本队发起进攻，第一次拿球就取得一次达阵得分。现在只落后三分了，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

亚拉巴马队也同样飞快地得分，接着，他们捡漏，射门得分。

母亲把电费账单平放在桌子上，用手碾压着，似乎想把褶皱压平。她当时还不知道，我父亲的所有努力和忍耐都将在不久后得到丰厚的回报，她将再也不需要为电费账单担心。而现在，整个世界、整个太阳系，似乎都围绕着这张42.27美元的账单旋转。但是她必须让屋子凉快一点儿，她承受着所有的重量。她本来是个苗条的女人，而现在怀着我的她像一幢房子那么大，她需要凉快一点儿。

她听见我父亲在后院刈草。她瞪大眼睛——我要来了。就现在。我就要来了。

奥本队发动反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她平静地收拾去医院的东西。奥本队拿球，但是只剩几秒钟了，是射门的时候了。

我出生的那天，父亲停下割草机，听着收音机里讲解员的话，在后院站成一尊雕像。一半草坪已经刈完，一半还没有。他知道他们要输了。

我出生的那天，世界变得渺小而充满欢乐。

母亲大叫，父亲大叫。

我出生的那天，他们赢了。

他眼中的我

起初我很不起眼——小不拉叽、粉不溜秋的，手无缚鸡之力，百无一用，连翻个身都做不到。我父亲还是个小婴儿、小孩子、男孩的时候给这个世界带来的远比我多。时代不同了，那个时代对每个人的要求都要更高一点儿，哪怕是婴儿也得恪尽职守。

但是作为一个婴儿，我并不了解那个艰难的时代。我在一所真正的医院降生，受最好的医疗条件照顾，母亲能用上各种各样的药品，我就是不明白出生在过去是怎么样的。不过这不影响爱德华爱我。真的。他一直想要个男孩，而我来了。当然，他对我的到来期望更高一些，一道无声的光芒，一片光辉，甚至来个光环——那种神秘的圆满感，但是这些都没有。我只是个小毛头，像其他婴儿一样。当然，有一点不一样，我属于他，这让我与众不同。我没完没了地哭、没完没了地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