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性的旅行者、一个如此镇静的男人而言，他有一个恼人的坏习惯，就是不停地抽烟。而当他吸烟时，会默默担心他的烟头，并且不停地用拇指和食指摩擦、牵扯出细碎的烟丝来，因此，那根香烟常常是残破不堪，以至当他再次将香烟放到唇边之前，不得不去掐灭烟头。他的手指尖结了少许的茧，手被锻炼成一种微妙的、肌肉完美的状态，那是一双钢琴家的手。

漫长的夏日黄昏到七点才刚刚开始，经过一天的耀目和炙烤之后，天空现在恢复成了一种平和的蓝绿色。长途客车尘土飞扬地沿着一条未铺路面的道路行驶，两侧是宽广的棉花地。刚才在这里停靠的时候，捎上了一位新乘客——一个年轻男人，带着一个崭新的便宜铁皮箱。经过片刻尴尬的犹豫，年轻人坐在了犹太佬旁边。

“晚上好，先生。”

犹太佬微笑——为这年轻人被太阳晒得黝黑的愉快的脸——并以带着些口音的轻柔声音回应这一问候。有那么一会儿，这些就是他们之间所说的全部言语。犹太佬看向窗外，年轻人则用眼角羞涩地看着他。这之后，犹太佬从行李架上取下了他的午餐盒，准备吃晚饭。盒子里有一个用黑麦面包做的三明治，以及两只柠檬蛋挞。“你想来点吗？”他礼貌地问道。

年轻人的脸红了。“哎呀，太感谢了。您看，我上来的时候，不得不打理身上，根本没有机会吃晚饭呢。”他那晒黑了的手，在两只蛋挞上来回犹豫，最终选择了那只边上已有些缺口的、样子不太好的蛋挞。他有一副温暖悦耳的嗓音，说话时拖长了元音，最后的辅音不发出声来。

他们默默吃着，带着那种懂得食物价值的人才有的、慢慢享受的神情。吃完蛋挞以后，那个犹太佬用嘴舔湿指尖，再用手帕擦干。年轻人看完后便颇为庄重地跟着他做了一遍。黑暗正在降临，远处的松树已然模糊，田地之后远处那些孤零零的小屋中有灯光闪烁。犹太佬一直在专注地看着窗外，最后他转身对年轻人向外面点头示意了一下那些田地，问道：“那是什么？”

年轻人瞪大双眼，望着树梢后面远方的一个烟囱轮廓。“从这儿看不太清楚，”他说，“可能是个杜松子酒厂或是锯木厂吧。”

“我说的是外面这些到处正长着的东西。”

年轻人感到迷惑了。“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

“那些开白花的植物。”

“是那个啊！”这个南方人慢条斯理地说，“那是棉花。”

“棉花？”犹太佬重复了一遍，“当然是棉花。我应该知道的。”

对话出现了长时间的停顿，此间年轻人用担心与崇拜的神情看着那犹太佬。有几次他润了润嘴唇，好像又要开始说话了，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他对犹太佬温和地笑笑，带着精心设计过的宽慰点了点头。然后（只有上帝知道他在哪个小城镇的希腊咖啡馆里有过那种经验）他俯身过来，直到他的脸离犹太佬只有几英寸远了，才操着不自然的重音问道：“您是希腊人？”

那犹太佬满脸困惑，摇了摇头。

但年轻人却点头微笑得更执着了。他用非常响亮的声音重复他的问题。“我说，您是希腊人吗？”

犹太佬退回到他的角落里。“我能听见你说的话，只是弄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夏日的黄昏消逝。客车驶离了尘土飞扬的土道，开上了一条平整却蜿蜒的公路。天空是忧郁的深蓝色，月亮是白色的。棉花地（大约是隶属于某些大农庄的）已在他们身后，现在道路两侧的土地尽是休耕地和荒地。地平线上的树木在蓝色的天空划出暗黑色的流苏，四下笼罩在一种昏暗的薰衣草色调之中。奇怪的是，透视法的观察变得艰难起来，远处的景物出现在近旁，近在咫尺的东西却显得遥远。沉默占据了客车，只有马达在轰鸣震动，单调乏味的声音连连不断，使人几乎忘记了它的存在。

这个晒得黝黑的年轻人叹了口气，犹太佬迅速扫了他一眼。南方人笑了，用软绵绵的声音问他：“您家在哪儿，先生？”

犹太佬没有立即回答这个问题，他从香烟末端一点一点捻出细碎的烟丝，直到香烟支离破碎得无法再抽，然后便将烟蒂踩灭在地板上。“我想把家安在将要去的那个城里——拉法叶特维拉[48]。”

这个回答细致含蓄，是犹太佬可以给出的最好答案了。听了如此回答应该能够马上明白，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旅者。他并非那个刚刚抛诸脑后的伟大城市里的居民，他旅行的时间不会以小时来计算，而是以年来计算——路程不是几百英里，而是上千英里。甚至像这样的度量尺度，也只是就某种意义而言。这一次的逃亡之旅——对于这个两年以前从慕尼黑家中逃出的犹太佬而言——相比通过地图和时间表来衡量的旅行假期，倒更接近于一种心理状态的旅行吧。在他的身后，是一个令人焦急徘徊、迟疑不定的深渊，既有恐怖，亦有希望。不过关于这些，他是不会说给一位陌生人听的。

“我要去一百零八英里以外的地方，”年轻人说，“但这已是我离家最远的一次旅程了。”

犹太佬礼貌地扬了扬眉毛表示惊讶。

“我去看我的姐姐，她刚刚出嫁一年。我很想念这个姐姐，而她现在——”他犹豫片刻，似乎正在脑海中翻找一些细腻精确的表达，“她怀孕了。”他那蓝色的眼睛满是狐疑地盯住犹太佬，仿佛不太相信一个以前从未见过棉花的人能听懂这伟大自然界的另一个基本原理。

犹太佬点了点头，咬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