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冷的夜风从窗缝钻进来，吹在周瑾瑜脸上，却吹不散他眼底深处那团无声燃烧的火焰。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里捧着一杯早已凉透的水，目光看似涣散地落在对面墙壁的挂钟上。挂钟的钟摆不紧不慢地摇晃着，发出单调的“滴答”声，每一声都像敲在他紧绷的神经上。

滴答，滴答……时间在流逝。婉茹和孩子，正在时间的洪流中挣扎前行。

客厅里那两个监视的特务，一个在打哈欠，另一个百无聊赖地翻着一本旧杂志。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个无聊的监视任务，看管一个因为死了老婆而失魂落魄的军官。他们看不到周瑾瑜平静外表下，那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张轻飘飘的验孕单，像一颗投入深潭的巨石，在他心中激起了永不消散的惊涛骇浪。抽象的理想、组织的任务、个人的牺牲……所有这些依然重要，但此刻，它们都凝聚成了一个无比具体、无比沉重的目标：保护她们。保护那个怀着他骨肉、正在逃亡的女人，保护那个尚未出世、却已牵动他全部心神的孩子。

“双重生命”，这个念头在他脑海中反复回响。是的，他肩负着双重生命——他自己的，以及那个正在孕育中的、与他血脉相连的小生命。这不再是遥远的、概念上的“事业延续”，而是近在咫尺的、血肉相连的责任。

他必须做点什么。不能只是坐在这里，被动地等待，表演悲伤，祈祷她们平安。清水一郎的怀疑像毒蛇一样缠绕不去，车站盘查的加强说明追捕的网正在撒开。他必须主动出击，为她们扫清障碍，争取时间，哪怕只是制造一点点混乱，转移一丝注意力。

但怎么做？他现在被软禁在家，行动受限，通讯被监控。直接对抗或逃跑是下下策，会立刻暴露，让清水一郎确信他的问题，进而可能动用更极端的手段追捕婉茹。

他需要更巧妙的方法。利用规则，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甚至……利用清水一郎本人。

周瑾瑜的思绪飞速运转，像一台精密的机器，过滤着所有已知信息、人际关系、可利用的资源。他想起了前几天，在爆炸案发生前，他通过一个隐秘渠道收到的那份简短指令：“核心任务已完成，顾婉茹同志必须立即撤离，你因‘星火’身份，需继续南下潜伏。” 指令还附带了一个紧急情况下启用的备用联络方式——通过哈尔滨中央邮政局的一个特定邮箱，以商业信函的形式，使用约定的密语进行单向通信。这个方式风险极高，只能使用一次，且不能传递复杂信息，但现在是时候了。

他需要向组织传递两个信息：第一，顾婉茹已按计划撤离，但可能面临追捕，需要沿途接应点提高警惕并给予最大协助；第二，他自己被清水怀疑并软禁，需要组织评估风险，并准备可能的紧急撤离或反击方案。同时，他还要在哈尔滨内部，给清水一郎制造足够的麻烦，让他无暇他顾，或者至少延缓他的追查步伐。

周瑾瑜慢慢放下水杯，站起身，动作有些迟缓，仿佛依旧沉浸在悲痛中。他走向书房，对监视的特务说：“我想去书房找几本书看看，打发时间。”

特务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只是示意同伴注意书房窗户（虽然装了铁栅栏）。周瑾瑜走进书房，关上门。他没有立刻去书柜，而是先走到书桌前，拉开抽屉，里面是一些普通的文具、信纸、信封、邮票，还有一本哈尔滨市街区和机构的通讯录。这些东西都经过检查，没有问题。

他需要写一封信。一封看起来普通，但内藏密语的商业信函。收信地址是上海某家贸易行（组织掩护点），内容是关于询问一批“东北特产药材”（密语，指情报或人员）的“发货情况”和“运输安全”，并提及“最近哈尔滨风声紧，生意不好做，老主顾（指清水一郎）盯得紧，可能影响后续合作”。在特定的段落和用词上，嵌入顾婉茹撤离代码和他自身被监视的警报代码。

这需要极其谨慎。信纸、墨水、笔迹都不能有任何特殊之处。他选用最普通的竖排信纸和“民生”牌蓝黑墨水。钢笔是他常用的“关勒铭”牌金笔，笔迹流畅稳定。他先打腹稿，确保密语准确嵌套在看似合理的商业询问中，然后才铺开信纸，蘸足墨水，开始书写。

他的手腕稳定，下笔从容，每一个字都工整清晰，完全看不出是在书写可能关乎生死的密信。写完后，他仔细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错漏，然后将其装入一个普通的牛皮纸信封，用浆糊封好。信封上收信人地址、姓名都用同样的笔迹写好，贴上一张“满洲国”发行的普通邮票，面值五分，足够寄往上海。

信写好了，但怎么寄出去？他不能亲自去邮局，监视者不会允许。家里的佣人或许可以，但风险太大，佣人可能被盘问，信件也可能被截查。他需要一个更自然、更不易引起怀疑的途径。

周瑾瑜的目光落在书桌角落的那本通讯录上。他想起了一个人——小野寺夫人。

小野寺夫人是顾婉茹的“闺蜜”，也是他们获取某些情报和掩护的渠道之一。更重要的是，小野寺夫人的丈夫小野寺少佐，是关东军参谋部的军官，地位不低，且与清水一郎的特高课系统并非同一部门，甚至有些业务上的摩擦。小野寺夫人本人，因为顾婉茹的“死亡”，曾打来电话表示哀悼，语气真诚。或许……可以利用这层关系。

他不能直接让小野寺夫人寄信，那太突兀。但他可以请她帮一个“小忙”，一个合乎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