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最里面靠窗的角落。

医务室主任潘春云和档案室主任李长治，是最后才慢吞吞站起身的。

这两人，一个穿着白大褂，身上还带着消毒水味；一个穿着笔挺的西装，手里抱着个掉了漆的保温杯，看起来都与这特务机构的肃杀格格不入。

他们并肩走出会议室。

沿着安静的走廊慢慢走着，脚步沉重。

直到确认前后无人。

潘春云才用胳膊肘轻轻碰了碰李长治，压低了声音，带着浓浓的无奈说道：“老李啊，本以为今天就是带着耳朵来听个响，走个过场。谁承想……这火，到底是烧到所有人头上了。”

他指的是季守林最后强调的全站配合总务科整顿和情报科内查。

虽然内查工作主要由情报科负责，档案室和警卫大队配合，医务室似乎没被直接点名安排具体任务，但总务科要清查各科室仓库，他医务室那个堆满了“家当”的小仓库，肯定是跑不掉的。

潘春云之所以觉得这件事情他躲不掉，因为行动科和情报科能查出来仅仅只是枪支弹药，这些东西互相调配，最后还是可能回到各个科室。

但医务科的小仓库可都是医疗用品，这可都是他攒下来的，被总务科清查之后，还能再回来么？

潘春云认为在现如今的形势下，东西肯定是回不来的。

一想到这里，潘春云就感觉心头堵得慌。

李长治抱着保温杯，闻言也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的脸上写满了愁苦：“谁说不是呢？本来以为档案室就是个清水衙门，堆堆故纸堆，清清闲闲混日子。”

“这下好了，内查这烫手山芋，直接砸我脑袋上了。”

“要配合孙一甫那个老狐狸……还得跟刚上任、底细不明的高大队长打交道……”

李长治摇着头，仿佛已经预见到了未来的麻烦。

李长治的心情比潘春云更加复杂和沉重。

他并非普通的档案室主任。

他的真实身份，是地下党高级情报员。

当初，组织上利用日伪内部人事调动的机会，通过一些隐秘的渠道和关系，将他从金陵特务机构“运作”到江城，后来江城站重组，他担任档案室主任，一直以来，他都在调查组织上需要调查的事情，物色可以和自己搭档的人。

这个位置看似不起眼，却能够接触到大量的人事档案、过往卷宗、行动记录等核心信息，是极佳的潜伏和情报收集岗位。

更重要的是，档案室主任通常不直接参与外勤行动，风险相对较低，有利于长期隐蔽。

在江城站的这段时间。

李长治一直小心翼翼地扮演着“透明人”的角色，不争不抢，不露锋芒，就是为了避免泄露更多的个人习性。

他与各科室都保持着客气而疏远的距离，将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在默默整理档案、熟悉环境、以及通过那些看似杂乱无章的故纸堆，筛选、分析有价值的情报上。

他本以为可以一直这样“安稳”地潜伏下去。

然而，季守林今天的决定，彻底打破了他的“宁静”。

让他配合孙一甫进行内查，意味着他必须从一个旁观者、记录者，变成一个直接的参与者。

作为一名参与者，他需要频繁地与情报科、与孙一甫这个老牌特务头子接触，甚至可能要与新任警卫大队长高炳义打交道。

高炳义这个人，他在金陵时就有耳闻，是个经验丰富、手段狠辣的行动派。

与这样的人过多接触，无疑会大大增加暴露的风险。

作为一名资深潜伏者，李长治深知“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的道理。

潜伏的谍报员最忌讳的就是留下过多的人际交往痕迹和行动轨迹。

一旦敌人对你起了疑心，你的一切过往的行踪和痕迹都会被调查的一清二楚，通过你的踪迹和痕迹敌人很快会锁定你，咬紧你，直到抓捕你。

李长治无奈的、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潘春云说道：“老潘，看在咱们这么多年老交情的份上，给我开个‘医疗证明’吧。”

潘春云愣道：“怎么了？”

李长治笑道：“就说我积劳成疾，需要回家静养三个月。不，半年更好！”

他试图用这种方式，暂时逃避这个棘手的任务。

潘春云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低声骂道：“老李，你少来这套！”

“躲？”

“你能躲到哪儿去？躲得了初一，你还能躲得过十五？”

“老季都把话都放那儿了，内查是常态化工作，没有截止日期！你除非真的一病不起，或者干脆调离江城站，否则这事儿，你迟早得面对！”

李长治闻言，脸上的愁苦更深了，仿佛一下子苍老了好几岁。

他抱着保温杯，久久没有说话，只是望着走廊尽头窗外白茫茫的飞雪，眼神复杂。

潘春云说得对，他无处可躲。

季守林已经将内查提升到了关乎全站生死存亡的高度，他如果在这个时候装病逃避，反而更容易引起怀疑。

而且，档案室配合内查，从工作逻辑上讲，确实是最合理、最无法推卸的安排。

“唉……”李长治最终发出一声悠长而沉重的叹息，那叹息里充满了无奈、忧虑，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决绝。

“嘚～，看来这吃不好、睡不香的日子，是真要来了。等着吧，等着暴风雨来吧。”李长治哀怨道。

潘春云也感同身受地重重叹了口气，拍了拍李长治的肩膀，两人都没再说话，只是默默地并肩走着，身影在空旷而昏暗的走廊里，显得格外孤寂和渺小。

江城站内的斗争从来都不是只为“谁”，也从来不是单独的，向来都是全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