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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吧。”
“那应该不难,他是个英国人,宣称自己‘不与人交往’。他看不上美国人,更看不上其他国家的人。”
“谢谢你,麦奎因先生。”
美国人离开了车厢。
“怎么样?”布克先生问,“你相信他说的吗,那个年轻人?”
“他看起来倒是诚实坦率,并没有因为自己可能会有重大嫌疑而假装对自己的老板有好感。他说雷切特先生并没有将曾经找过我但是请求被拒的事告诉他,这应该是真的,不过我不认为这情况有什么可疑。我认为雷切特先生是那种在任何场合都守口如瓶的人。”
“那么你认为在这场谋杀中,至少有一个人是清白的了。”布克先生快活地说。
波洛责备地看了他一眼。
“我嘛,不到最后一分钟,每个人都有嫌疑。”他说,“不过我得承认,我并不觉得这个清醒而冷静的麦奎因会失去理智,朝受害人刺上十二或十四刀。这不符合他的心理——完全不符。”
“没错,”布克先生沉思着说,“只有怀着近乎疯狂的仇恨的人才干得出来——具有那种拉丁风格的人。否则,就像我们列车长所说——是个女人。”
。
第七章尸体
波洛跟着康斯坦汀医生来到隔壁车厢被害人的房间里。列车员用自己的钥匙给他们打开门。
两个人走了进去。波洛转向同伴问道:
“这间房被弄乱过吗?”
“什么也没动过。我验尸时十分小心,没有挪动过尸体。”
波洛点点头,环视四周。
他第一感觉是很冷。窗户被推开,窗帘也拉上去了。
“呵。”波洛打了个冷战。
医生颇有同感地笑了。
“我不想关窗。”他说。
波洛仔细地检查了窗户。
“你说得对,”他宣称,“没人从这里离开车厢。也许打开窗户是故意制造的假象,如果是这样,大雪破坏了凶手的计划。”
他仔细检查了窗框,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小盒子,朝窗框上吹了一点儿粉末。
“完全没有指纹,”他说,“这说明窗框被擦过了。就算有指纹也没什么用,可能是雷切特先生或者他的仆人,或者列车员留下的。现在的罪犯不会犯这种错误了。
“既然如此,”他兴致勃勃地说,“我们还是关上窗户吧。这里已经变成冷库了!”
说完他就关上了窗,然后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卧铺上一动不动的尸体。
雷切特仰面躺着,睡衣上血迹斑斑,纽扣被解开了,敞开的衣襟被翻到了背后。
“你知道的,我得检查伤口的性质。”医生解释道。
波洛点点头,俯身在尸体上方观察。终于,他愁眉苦脸地直起腰。
“真是难看死了,”他说,“一定是有人站在这儿,刺了一刀又一刀。究竟有几处伤口?”
“我算的是十二处。有一两处很轻,只是划破了点皮。但是,至少有三刀足以致命。”
医生的语气引起了波洛的注意,他眼神犀利地盯着他。小个子希腊人站在那里,瞪着尸体,困惑地皱着眉头。
“你觉得什么地方有些古怪,对吗?”他礼貌地问道,“说吧,我的朋友。是不是有什么事让你想不通?”
“你说得对。”对方承认道。
“是什么?”
“你看这两处刀伤——这儿,还有这儿——”他指着,“很深。每一刀都把血管切断了——但是刀口的边缘没有裂开。血流得比正常情况下要少。”
“这说明什么?”
“人已经死了——死了没多久——在刺这几刀的时候。可这确实太荒谬了。”
“看来是这样,”波洛若有所思地说,“除非我们的凶手以为自己没有圆满完成任务,于是又回来确定一下,但这显然很荒谬!还有吗?”
“嗯,还有一件事。”
“什么?”
“你看这儿的这个伤口——在右臂下面——靠近右肩膀。用我的钢笔试一下。你能这么刺一刀吗?”
波洛举起一只手。
“没错,”他说,“我明白了。用右手非常困难,几乎不可能。那人得反着刺,但如果这一刀是左手刺的呢——”
“完全正确,波洛先生。这一刀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左手刺的。”
“所以我们的凶手是个左撇子?不,情况还要更为复杂,是吗?”
“你说对了,波洛先生。另外一些刀口恰恰表明是右手刺的。”
“两个人。我们又说回两个人了。”侦探嘟囔着,忽然又问道,“那时候灯是亮着的吗?”
“这很难说。你知道,每天早上十点钟左右,列车员就会把灯关掉。”
“开关会告诉我们的。”波洛说。
他检查了顶灯和床头灯的开关,两者都是关着的。
“好吧,”他沉思着说,“我们假设有了第一个和第二个凶手,就像伟大的莎士比亚说的那样。第一个凶手刺了被害人,然后关掉灯,离开房间。第二个凶手摸黑进来,没有看见他或者她的任务已然完成,就朝死者又刺了至少两刀。你怎么想?”
“真了不起。”小个子医生热诚地说。
对方的眼睛里闪着光。
“你是这么认为的?我很高兴。可我听着像胡说。”
“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
“这正是我问自己的。是否是巧合或者其他什么?如果有两个凶手,会不会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我想也许有。就像我说过的,有些刀伤说明了凶手的一个弱点——缺乏力量或者信心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