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那封信的强烈的感觉——只作为一种纯粹的印象存在。我把它当成了一种直觉。在一个健全理性的头脑中，根本不存在一个叫直觉的东西——受到启发的猜想！当然，你可以猜——你可能猜对，也可能猜错。万一猜对了，你就可以称之为直觉。如果猜错了，通常你就不再提起了。然而，通常被我们称做直觉的东西是建立在逻辑推理或经验基础之上的印象。当一个专家感觉一幅画、一件家具或者支票上的签名有什么不对劲儿的时候，他的判断完全基于细枝末节。他没有必要详细探究——他的经验会排除这种做法——最终的结果是留下什么地方不对的确切印象。但这不是猜想，而是一种基于经验的印象。

　　“好吧，我承认，我没用应有的方式看待第一封信。这令我极为不安。警方认为这只是一场恶作剧。我却当真了。我相信如信中所言，有一场谋杀案将在安德沃尔发生。你们知道，那里确实发生了一起谋杀案。

　　“我很清楚，当时我根本无从知道凶手是谁。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试图弄明白那件事是什么样的人干的。

　　“我掌握了一些迹象。那封信——作案方式——受害者。我必须弄清楚犯罪的动机和写信的动机。”

　　“引起公众的注意。”克拉克建议道。

　　“肯定是自卑情结作祟。”托拉·格雷补充道。

　　“当然，这个方向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为什么要写信给我？为什么是赫尔克里·波洛？把信寄给苏格兰场能获得更大的关注。寄给报社的话影响就更大了。报社不一定会登出第一封信，但等到第二起谋杀案发生时，媒体会将所有的焦点聚集在ABC身上。为什么是赫尔克里·波洛？是出于个人原因吗？信上确实透漏了那么一点儿排外倾向——但这个解释无法令我满意。

　　“然后，第二封信到了——接着贝蒂·巴纳德在贝克斯希尔遇害。现在清楚了——我早就怀疑过这一点——这些谋杀案是按照字母顺序推进的，虽然对于大多数个人而言，这是最终的事实，但我脑子里的那个主要问题依然没变：ABC为什么要杀人？”

　　梅根·巴纳德在座位上扭来扭去。

　　“难道没有一种东西叫——嗜血吗？”她说道。

　　波洛转身面向她。

　　“你说得很对，小姐。确实有这种东西。杀人的欲望。但这与本案的情况不符。渴望杀人的杀人狂往往渴望杀尽可能多的人。这是一种循环往复的渴望。这种杀手会尽量隐藏自己的行踪——不会为自己做广告。当我们考虑被选中的四个受害人——至少是其中的三个人，因为我对唐斯先生和厄斯菲尔德先生了解甚少，我们会意识到，他挑选了这些人，就能除掉他们，而不引起任何怀疑。弗朗兹·阿谢尔，唐纳德·弗雷泽或梅根·巴纳德，可能还有富兰克林·克拉克先生——警方会怀疑这些人，哪怕拿不到直接证据。他们想不到会是一个陌生人干的！那么，为什么凶手觉得有必要唤起大家对他自身的注意呢？有必要在每具尸体旁边放一本ABC列车时刻表吗？他是不是有强迫症？列车时刻表是否与某种情结有关？

　　“我发现在这个时候走入凶手的内心是无法想象的。一定不是因为道德高尚吗？担心一个无辜的人承担罪名？

　　“尽管我无法回答那个主要问题，但我还是感觉了解到了凶手身上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弗雷泽问。

　　“首先——他的思维是平面的。他的罪行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这显然对他来说很重要。另一方面，他在选择受害人时没有某种特定的偏好——阿谢尔太太，贝蒂·巴纳德，卡迈克尔·克拉克爵士，他们之间的差异很大。他没有性别情结，也没有特定的年龄情结。在我看来，这个现象很奇怪。如果一个人不加选择地杀人，通常是因为他会除掉任何碍他的事或让他觉得讨厌的人。但字母顺序表明这种分析不适合本案。另一种类型的凶手通常会挑选某一类特定的受害人——几乎都是异性。ABC选择受害人的过程存在偶然性，在我看来，这似乎与字母顺序的选择格格不入。

　　“我允许自己做了一个小小的推论。ABC的选择暗示我，他是一个‘火车迷’。这在男人当中更为普遍。小男孩比小女孩更喜欢火车。这种迹象表明，他在某些方面头脑不够发达，也就是说，他虽然是个成年男子，但他身上的‘男孩’气很重。

　　“贝蒂·巴纳德的死和她的被害方式又给了我一些启发。她的死法令人浮想联翩——请原谅，弗雷泽先生——首先，凶手是用她自己的腰带把她勒死的。因此，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杀害她的人和她之间存在某种友好甚至亲密的关系。当我对她的某些性格特征有所了解后，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画面。

　　“贝蒂·巴纳德爱打情骂俏，喜欢风度翩翩的男人注意她。因此，如果ABC想说服她跟他出去，必然要有一定的魅力——性魅力！他必然有办法，正如你们英国人说的那样，让女人‘宽衣解带’，能让女人一见倾心！我想象的海滩上的场景是这样的：男人夸赞她的腰带。她便把它解了下来，他调皮地把腰带缠在她的脖子上——也许他会说‘我要勒死你’。一切都在嬉笑之中。她咯咯地笑——接着，他猛地一拉——”

　　唐纳德·弗雷泽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脸色发紫。

　　“波洛先生，看在上帝的分上！”

　　波洛做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