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承认我还没有说到全部细节，但是——”

　　“你扯得太远了，把细节全都忽略掉了。那两个人的穿着打扮呢？你的意思是不是，刺死情敌之后，科诺把死者的衣服脱下来，自己穿上，然后再把裁纸刀放回去？”

　　“我不觉得那有什么重要的，”我气愤地反驳，“也许那天的早些时候，他威胁多布罗尔夫人，从她那儿弄到了衣服和钱。”

　　“威胁，嗯？你真的要这么假设吗？”

　　“当然。他威胁说要向雷诺夫妇揭穿她真正的身份，这样她女儿跟小雷诺结婚可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你错了，黑斯廷斯。他不可能敲诈她，因为他有把柄在她那儿。别忘了，乔治·科诺仍然因为谋杀而被通缉，她一句话就能把他送上断头台。”

　　尽管不情愿，但我不得不承认此话有理。

　　“你的推论，”我不悦地说，“不用说，每个细节都是正确的了？”

　　“我的推论就是真相，”波洛平静地说，“而真相一定是正确的。你的推论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你对午夜幽会和激情场面的想象力让你误入歧途了。但是调查谋杀案时，我们必须把自己的立场放在基本的常识之上。要不要我把自己的方法演示给你看？”

　　“哦，那我们可一定要来一场示范了。”

　　波洛坐得笔直，开始说了起来，食指还时不时地晃动着，以示强调。

　　“我和你一样，从乔治·科诺这个基本事实开始说起。贝罗迪夫人当年在法庭上说的那两个俄国人的故事纯属虚构。如果她没有参与作案，这便是她一个人编的，而且是在审讯时现编的。相反，如果她有罪，那么可能是她或者乔治·科诺编出来的。

　　“现在，在我们调查的这个案子里，我们听到了相同的故事。我曾经对你说过，事实证明谋杀案并不是多布罗尔夫人授意的。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假设：故事是乔治·科诺编出来的。很好。因此，是乔治·科诺谋划了这个案子，而雷诺夫人是同谋。她站在明处，而她背后有个阴暗的影子，化名我们目前还不知道。

　　“现在，让我们从头开始，仔细地再梳理一遍这个案子，按照时间顺序写下每一个要点。你有笔记本和铅笔吗？好。第一个要记下来的是哪件事呢？”

　　“写给你的信？”

　　“那是我们最早知道的一件事，但不是本案的开始。我得说，最重要的第一点，是雷诺先生来到梅林维尔之后性格的变化，而且有好几个人可以作证。我们还要考虑到他跟多布罗尔夫人的友情，还有付给她的那一大笔钱。从这里我们可以直接跳到五月二十三日那天。”

　　波洛顿了顿，清清嗓子，示意我写下来：

　　五月二十三日：雷诺先生的儿子说要娶玛尔特·多布罗尔，两人吵架，儿子前往巴黎。

　　五月二十四日：雷诺先生修改了遗嘱，把全部财产交给妻子。

　　六月七日：和流浪汉在花园吵架，被玛尔特·多布罗尔看到。

　　写信给赫尔克里·波洛，恳求帮助。

　　发电报给杰克·雷诺先生，命令他坐安茱拉号去布宜诺斯艾利斯。

　　让汽车司机马斯特斯去度假。

　　那天晚上有女客来访，他送她出门，说：“好，好，但是看在上帝的分上，现在就走吧！”

　　波洛停下了。

　　“黑斯廷斯，把这些事实一个一个地仔细思考一下，跟整个案情做一下比较，看看能否得出一些新的观点。”

　　我认真而努力地按他说的去做。过了一会儿，我犹犹豫豫地说：“关于开头几点，问题在于我们采用哪种理论：是勒索还是他迷恋多布罗尔夫人。”

　　“勒索，这一点毫无疑问。你听到斯托纳说过他的个性和生活习惯了。”

　　“雷诺夫人并未证实他的说法。”我争辩道。

　　“我们已经看出雷诺夫人的证词并不那么可靠。在那个问题上，我们必须相信斯托纳。”

　　“可是，如果雷诺跟一个叫贝拉的女人有瓜葛的话，那么他跟多布罗尔夫人有点什么，也不是不可能。”

　　“是有可能，我承认，黑斯廷斯。可他真是这样吗？”

　　“那封信，波洛。你忘了那封信了。”

　　“不，我没忘。可是，你为什么会认为那封信是写给雷诺先生的？”

　　“呃，那是在他口袋里发现的，而且——而且——”

　　“就这些！”波洛打断了我，“信上没写是写给谁的。我们假设它属于死者，是因为它在死者的大衣口袋里。唉，我的朋友，我始终觉得那件大衣有问题。我量了一下，也说过他穿这件大衣太长了。这话值得你去思考。”

　　“我以为你只是说说罢了。”我坦白道。

　　“啊，什么话啊！之后你也看到我量杰克·雷诺先生的大衣了。哎呀，杰克·雷诺先生穿的大衣真短。把这两件事，再加上第三件——杰克·雷诺先生匆忙赶去巴黎——放在一起，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我明白了，”我慢慢地说着，波洛的话让我醒悟过来，“那封信是写给杰克·雷诺的，而不是他父亲。他在匆忙和愤怒中穿错了大衣。”

　　波洛点点头。

　　“完全正确！稍后我们再说这一点。我们相信那封信跟老雷诺先生没有关系，现在，看看下一件事。”

　　“五月二十三日，”我读着，“‘雷诺先生的儿子说要娶玛尔特·多布罗尔，两人吵架，儿子前往巴黎。’从这句话中我没看出什么来，第二天修改遗嘱好像也很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