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宽敞的头等舱却总是供应方便食用的食物呢？像牛油吐司抹俄式鱼子酱，或只加几滴油和柠檬汁的熏鲑鱼与龙虾块。难道是受维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电影的影响，每当纳粹贵族说“捅他一枪”，大家就把一颗结实又简单的葡萄塞入口中？

1987年

1 礼貌小姐（Miss Manners），美国女记者朱迪斯·马丁（Judith Martin）的笔名，她撰写解释社交礼仪的专栏，全美各地均有报纸转载，极受欢迎，几乎已成为美式社交礼节的代名词。

完美犯罪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跟自己情妇群中的一人幽会之后，把她干掉了——用一只珍稀的契里尼1盐瓶干脆利落地将其击毙。我这么做，不仅因为自幼接受严格的道德教育，认为沉湎肉欲的女人不值得一丁点儿怜悯，更是出于一份美学动机：为了体验完美犯罪的刺激快感。

我欣赏着英国巴洛克水上音乐的唱片，等候尸体变冷，血液凝固。之后，我便用电锯肢解尸体，尽量按照人体解剖学的基本原理操作，同时不由得对人类的文明赞叹不已，若没有它，优雅从何而来，社会契约又如何能够存在？完事后，我把碎尸装在两只羚羊皮皮箱里，换上一身浅灰色西装，搭乘卧车前往巴黎。

我把护照和一份详细填写的海关申报单——单上列清我随身携带数百法郎——交给列车长，就倒头酣睡了，有什么比完成公民应尽义务更能催人入梦的呢？况且海关确信：头等车厢的旅客都是社会精英，他们身份高贵品行端正，举动容不得丝毫猜疑。这种情况加倍令人称心，不过为了防止自己半途而废，我还特地带了一点吗啡、将近800克的可卡因以及一幅提香的油画。

反正一到巴黎，我就会把那些倒霉的尸块扔了。至于细节无须我详述，你自己发挥想象力好了。你大可走一趟博堡中心，把箱子搁在那儿随便哪一座手扶电梯上，等有人注意到它，已是好几年后的事了。要不然，你可将它放在巴黎里昂车站那种专门为这个目的设计的保管箱里。那种用密码开启的保管箱麻烦得不得了，以致成千上万的行李留置在那儿，没有人敢去取回。更为简单的方法是，把箱子留在桅楼书店（La Hune）门口，然后到双叟咖啡馆（Deux Magots）里坐着。不消几分钟，它们就会被人偷走，此后就轮到那个小偷去头痛了。但我也不能否认，这件事还是让我非常紧张。凡是技艺极其复杂而结果又无比完美的工程，都不免让人产生这样的典型症状。

回到意大利，我还是坐立难安，于是决定给自己来趟洛迦诺2假期放松一下。一种莫名其妙的罪恶感，让我隐隐约约害怕被人认出，所以我决定穿牛仔裤和鳄鱼T恤，搭乘二等车。

在边界上，几位警惕性颇高的海关官员盯上了我，他们把我的行李和私人物品翻了个底朝天，连我最贴身的内衣都没放过，然后指控我企图夹带一条有滤嘴的女士烟进入瑞士。最后他们还发现，我在括约肌后面藏了来路不明的五十瑞士法郎，而且我拿不出银行的换汇证明。

他们勒令我在1000瓦电灯的直射烘烤下接受审讯，用湿毛巾抽打我，后来又把我孤零零地禁闭起来，逼我套上精神病人穿的紧身衣，用铁链将我锁在床脚。

幸亏我急中生智，宣称自己是“二战”后期成立的意大利老牌法西斯组织黑色旅（Black Brigades）的建军元老，出于意识形态原因，在快车上安置了几枚炸弹，理应被视为政治犯。他们立刻安排我住进了设在博罗梅埃群岛大饭店边侧的社会福利中心的单人间。一位营养学家建议我饿几顿肚子，以便体重降到理想状态；我的心理医生则多方奔走，用我患上厌食症的证明，把我由监禁改成软禁。同时我写了几封匿名信给当地法庭，巧妙地暗示法官之间频频写黑函互相恐吓，我也公开抨击英国女王，指控她跟恐怖分子关系密切。

如果一切正常，一周后我就可以回家喽！

1989年

1 契里尼（Benvenuto Cellini,1500—1571），意大利佛罗伦萨金匠及雕刻家，在法国和意大利都有极高地位。1540年他应法王弗朗西斯一世之邀，在枫丹白露宫制造了一个黄金盐瓶，这是他唯一传世的贵重金属作品。

2 洛迦诺（Locarno），瑞士提契诺地区的城市，风光旖旎，亦多古迹，是疗养和旅游胜地。

美国火车大揭秘

从临床医学角度来说，患有溃疡、疥癣、膝关节黏液囊肿、网球肘、带状疱疹、艾滋病、急性肺结核、麻风病的人，都可以搭乘飞机旅行，但如果患上感冒就不行。任何有过经验教训的人都知道，当飞机忽然从1万英尺高空下降，你会觉得耳膜痛到不行，脑袋似乎要立刻爆炸，于是你抓狂般地猛敲窗户，高喊着要出去，即使没降落伞也无所谓。好吧，以上的种种我都知道，但仗着我弄了个药效强劲的鼻腔喷雾剂做后盾，我决定顶着鼻塞和种种不爽前往纽约。这可真是个天大的错误——当我降落地面的时候，俨然觉得自己身在菲律宾战壕，光看见人家张嘴，但却什么都听不到，后来医生通过手语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