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这种壶的盖子都特别松，只要壶身一歪，它就会被一种无法抑制的空虚的恐惧所牵引，自动掉下来。这两种特别的设计使地狱咖啡壶能够立刻就把半壶咖啡浸润你的面包，混合你的果酱，然后另外半壶就自动帮你清洗床单。火车卧铺上的这种壶可能只要廉价的材料就行了，因为火车本身的晃动足以助咖啡一臂之力，使它溅得到处都是。但是高级酒店里的壶就一定要是高级骨瓷的，以便壶盖更容易地滑动，这样造成的后果才会真正让人有不忍卒睹的感觉。

谈到地狱牌咖啡壶的缘起和作用，有两种不同假说。弗莱堡学派认为，这种工具让酒店借由干净的床单证明，你的床确实规规矩矩重新铺过一遍了。布拉迪斯拉发学派则坚持，动机纯粹出于人生观和道德观的考虑（参见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因为赖床是一种有悖于积极生活的行为，而地狱牌咖啡壶能有效制止赖床，所以酒店日复一日地使用这个方法来警醒那些懒惰的人。躺在咖啡香味的床单上咀嚼被咖啡泡软的夹心面包的感觉你喜欢吗？我们包你不再赖床！

地狱牌咖啡壶不对个人出售，只为酒店经营者和列车公司量身订做，并且只允许团购。就连监狱现在也不用它，只用食堂的铁皮杯子装涮锅水咖啡了。因为如果把浸润了咖啡的床单绑在一起用作越狱工具，那么在茫茫夜色中显然比较不容易被发现。

弗莱堡学派建议，可以要求侍者把装咖啡壶的托盘放在桌上，而不是床上，布拉迪斯拉发学派则反驳道，你可以防止咖啡倒上床单，但你能保证它就不打翻在你的睡衣和身体上吗？这里要注意两点：第一，酒店里床单每天都换，睡衣就不在负责范围内；第二，直接打翻在肚皮或者生殖器上造成的伤害更大，并且很难启齿。对于这种答案，弗莱堡派只是耸耸肩就搪塞过去了，可说实在地，关于应对地狱牌咖啡壶的策略，到现在为止还真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1988年

面善

几个月前我正在纽约街头闲逛，看见有个很面善的人走过来。问题是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也不记得在哪里跟他见过面。在国外碰到家乡认识的人，或者在家乡碰到国外认识的人，就特别容易出这种状况。一张跟周围事物都格格不入的面孔，就这样把人搞晕了。但是，那张脸实在太熟悉了，熟到我觉得不停下来跟他打个招呼就很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但是说不定他立刻会说：“亲爱的安伯托，你近来如何呀？”甚至于，“对了，上次那事儿你给我办得怎么样了？”这可如何是好。可是现在要逃已经来不及了，几秒钟前这张面孔还在打量街道另一侧，现在已经望向了我……我已经在绞尽脑汁想办法了：要不先发制人？叫他一声，招招手，然后从寒暄中努力寻找出线索，最后断定他是何方神圣？

我们的距离只有几十厘米了，我已经准备好立即释放我超级灿烂的微笑，但是，等等，我认出他是谁了。安东尼·奎恩（Anthony Quinn）！我这辈子都不认识他，当然他也不认识我，于是，在千分之一秒内，我克制了自己的热情，与他冷淡地擦肩而过，把眼光投向无限的虚空。

事后我反省了自己的过度热情，但仍然觉得这是件彻头彻尾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之前有一次，我在一家餐厅里撞见了影帝查尔顿·赫斯顿（Charlton Heston），也平白无故就想跟他打招呼。想来这些人的面孔占据了整个银幕，我们总是和他们莫名其妙地共度美好时光，难怪我们会如此熟悉他们的音容笑貌，有时候，熟悉的程度简直超过了我们的亲戚。就算你毕业于大众传媒专业，琢磨过现实之效应，想象之错乱，并且非常懂得如何解释有些人总是陷于此种错乱中不能自拔，但你仍然很难百分之百地对这种病症免疫。当然，还有更糟糕的情况会发生。

我有些朋友也会经常在大众媒体上露面，当然啦，他们不可能是约翰尼·卡森1，也不是奥普拉·温弗瑞2，但他们也是那种常常在电视节目中出现并且为人熟知的专家学者或者公众人物。他们都有着共同的抱怨，那就是——一般来说，思维正常的我们都知道，出现了并非直接认识的人，就不该长时间盯着他不放，也不该跟身边人一起对他指指戳戳，更不该在他耳朵能接受的声波里程内高声谈论他，这种行为说难听了，不仅不礼貌，更是一种攻击——但那些平时最有教养的人，他们也许从来不对柜台前走过的顾客评头论足，也不会随便发表某男戴那条领带帅或不帅的意见，但他们只要看见公众人物，就按捺不住心中的冲动。而所有我此类的朋友都会描述类似的经历：在书报摊、便利店、上火车或者上洗手间的时候，忽然就听到了这样的对白。“看哪，××在那儿！”“你确定吗？她好像看上去比电视上胖啊。”“当然啦，她就是这样的，绝对是她。”这些人兴高采烈地大声讨论，不顾被谈论者在旁边听得额头冷汗直冒，脸上黑线齐出，基本上，此人已经被饶舌的大众仙棒一挥，变成了透明人。这是因为大众媒体所创造的影像英雄们一旦进入真实世界，一下子就令人们感到了错乱。他们以为他或者她仍然存在于虚幻的空间中，就好像是隔着银幕，隔着周刊的封面——总而言之，他们无法接受此人来到真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