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不同的特定点的地理资讯——以及除他自己之外，另一个人的资讯。

这个解决方案虽然劳师动众，而且实践起来困难重重，却使透明且有渗透性的地图可以铺设在地面上，同时也可以调整方位，最好的是，也无须被迫采用劣质简化的地图。但这份地图也像前面提过的其他地图一样，会受到常态地图固有悖论的连累。

常态地图之悖论

地图铺设在整块疆域之上（不论是否悬吊），帝国的领土就具有全部被地图覆盖的特性。但绘制地图之初并未将这一特性列入考虑，因此必须另外绘制一幅土地上空较低处有一层地图的地图去修正、解释它。但这样的过程永无止境。不管怎么说，如果这一过程中断，最后绘制的那幅地图虽能呈现所有介于它本身及土地之间所有的地图，但无法呈现它自己，于是我们称这样一幅地图为常态地图。

常态地图永远受制于准罗素-弗雷格悖论（quasi-RussellFrege paradox）：每块土地加上呈现它的地图，可视为一个常态组 （地图不属于构成地貌的物体组合之一部分）。但我们无法设想多套常态组的存在。根据上述文字，要么假设有非常态组，即最后的地图是它所呈现的地域的一部分（但这是错误的，因为它无法呈现它自身），要么就接受最后一幅地图必然失真的常态组。

由此，我们现在可以得出以下两项推论：

1. 所有1∶1地图复制出来的地貌，永远都不可能完全正确。

2.地图完成的那一刻，也是帝国变为无法复制的一刻。

可以再补充一句，根据第二项推论，帝国达成了它本身最秘密的梦想——那就是使敌国无法完全了解它；但根据第一项推论，它自己也无法完全了解自己。我们必须假设，国家乃是通过对自身执行行动的最高机构之超越统觉（transcendental apperception）产生自觉与自知的东西。但这就需要一份具备自觉意识的地图，而这样一幅地图（只要在想象中能够存在）就会变成帝国，原先的帝国也会就此将权力割让予地图。

这就是我的第三项推论——帝国的每一幅1∶1地图，都宣判了帝国的末日，最后的结果即是，帝国地图根本就变成了帝国。

1 莱里达（Lérida），位于西班牙塔拉戈纳地区，是座两千多年的古城。

2加2是等于4吗？

我小时候，白色的冷饮手推车，就是撑着银色金属棚架的那种，卖给孩子们吃的冰激凌有两种：一种是两分钱一个的甜筒，另一种是四分钱一个的冰激凌派。两分钱的甜筒很小，事实上，孩子的小手就能握牢，它是用一种特制的勺子，把冰激凌从容器里舀出来，扣在甜筒脆皮上。外婆总是叫我只吃甜筒的上半部分，把尖的那头扔掉，因为它被小贩的手碰过了。（不过那是最好吃的部分，又香又脆，所以我总是假装扔掉，然后躲起来偷偷吃了它。）

四分钱的冰激凌派是一种特制的小机器做的，它将两片甜饼干与中间一块形如圆柱体横剖面的冰激凌夹紧。你要先把舌头探到饼干的夹缝中间，触碰冰激凌夹心，等饼干被冰激凌甘美的汁水浸透并渐渐变软之际，你再慢慢把它整个吃掉。外婆对此没有意见：理论上，饼干只接触过机器；实际上呢，小贩把它递给我们时，自然也还是用手拿着，只不过没办法区分哪儿是被弄脏的部分罢了。

唔，有些朋友真叫我羡慕，他们的父母给买的不是四分钱的冰激凌派，而是两个两分钱的甜筒。这些趾高气扬的小孩一手举着一根甜筒，神气活现地向前走；而且非常专业地把脑袋转来转去，这边舔一口，那边舔一口。这种仪式在我眼中，大大值得羡慕，不知多少次我苦苦哀求让我也享受一下这种庆典，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我家的长辈总是不肯变通：一个四分钱的冰激凌派，可以；两个两分钱的甜筒，没门儿。

任何人都看得出，从数学、经济学或营养学无论哪个角度，这种拒绝都站不住脚。卫生更不成问题，因为照常规，两个甜筒尖端都会被扔掉。唯一虚弱又虚假的理由就是，小孩的眼珠子在两只甜筒之间骨碌骨碌地转来转去，比较容易被人行道上的石块、台阶或坑洞绊倒。不过，我隐约觉得，可能另有一种秘密原因，很有教育意义，但我说不清它是什么。

世事流转，如今我已成为消费社会中的一员，在这鼓励奢靡漠视浪费的文明（30年代可不是这样）里，我们昏昏然充当着牺牲品，直到有一天我蓦然惊觉：那些现已过世的亲爱长辈教导得对，2+2≠4。用两个两分钱的甜筒取代一个四分钱的冰激凌派，从经济角度看，并不代表浪费，但就象征意义而言，却绝对如此。我那么渴望一次吃两份甜筒，无非就是因为这让人感到豪华。但也正因如此，我从未如愿。因为这样做显得粗鄙，虚张声势地摆谱夸富，是对贫穷的侮辱。只有被宠坏了的小孩才会同时吃两个甜筒，这种小孩在童话故事里都会受到恰当的惩戒，就像不听话的小木偶匹诺曹。如果哪个父母鼓励这种只适合小暴发户的弱点，那实际上是用一出“我想要可是我做不到”的话剧教育小孩。他们根本就是在训练小孩拎着在里米尼1海滩上从小贩手里买的冒牌古奇旅行袋，购买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