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般的感情与他交往。乌尔里希斯粗犷的男子汉气概和落落大方的开朗性格给人以好感，赢得了大家的理解。他也学会了一套应付各种场面的欺骗性本领。他狂热地追求既定目标和准备做出最大牺牲的钢铁意志使他变得狡黠了，他甚至敢于同洛特·林登塔尔开玩笑。有时，他对性格演员约阿希姆说，自己丝毫不怀疑约阿希姆血统的纯洁性。只要一碰见舞台管理人员，乌尔里希斯即以明朗的态度，按规定的姿势向对方致意，嘴里还喊“万岁！”并且在“万岁”两字之前加上他所痛恨的独裁者的名字。如果总理坐在包厢里看戏，乌尔里希斯会迎合说，为大人物演戏，这使他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不过，他的心跳却是因胜利带来的喜悦和敌人造成的恐怖交织在一起而引起的感觉。当他演完一场戏以后，他的同党拉幕人、秘密地下联系人，会悄悄地告诉他有关秘密集会的事。这些活动几乎是在肥胖的凶神恶煞和胸前挂满勋章的最大的刽子手的眼皮底下进行的。这个备尝集中营严刑拷打之苦的普通演员，继续从事反政府的瓦解和煽动等活动。

狱中的可怕遭遇使乌尔里希斯一时萎靡不振。出狱后的头几个星期，他痴痴地发呆，眼前经常闪现集中营里的悲惨情景，这些都是一般人所无法忍受的，也是使一般人不无绝望的。刽子手们的卑鄙行径是赤裸裸的，他们暴戾恣睢到了无以复加的可怕地步。他们严刑拷打赤手空拳的人们，并以此作为胜利而庆祝。他们把自己的暴行吹嘘为爱国行动，认为这是对“反民族的破坏分子”的感化所取得的成绩，也是道义上对觉醒的祖国做出的正当贡献。

“只要目睹过集中营的惨状，你就不愿再去回忆这些往事，甚至对人类产生了一种绝望的态度。”乌尔里希斯说。他热爱人民，坚信人类总有一天会变得成熟、理智起来。他克服了由于过分忧伤而出现的麻木情绪。“目睹了刽子手们最卑劣的行径，”他说道，“你就只有两个选择：或是自杀，或是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热情地拼命工作。”他是个单纯而勇敢的人。他以坚强的毅力迅速从惊恐中清醒过来，全身心地继续投入到他的工作中。

他毫无困难地同地下反对派建立了联系。他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中找到了许多朋友，他们对法西斯主义深恶痛绝。这些人在极端危险和近乎绝望的关键时刻经受住了考验。他们给了乌尔里希斯极大的鼓励。他身为普鲁士国家剧院的演员，但实际上却秘密地参加反法西斯政权的地下斗争。无论是举行秘密集会，印发传单，出版报纸和小册子，还是在工厂的消极怠工行动中，在暴政公开的庆祝会上，在转播广播电台的节目和放映电影等方面，演员乌尔里希斯总是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地参与准备工作，并且冒着生命危险去采取行动。

乌尔里希斯十分认真地对待反法西斯的宣传工作。他高度重视宣传工作对被恐怖吓呆了的公众的心理效果。

“我们要使当权派惶惶不安。我们要告诉数百万民众，有许多人正在反对残暴统治。今天，敌人不得不承认，民众要求解放的意志并没有消失。尽管他们受大批特务的监视，但民众的抵抗活动仍在继续进行。”乌尔里希斯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说、这样写的。他牢牢地记住，要把小规模、分散的行动聚合起来，汇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就会最终演变成反抗独裁的声势浩大的运动。“这是取得胜利的关键，这是唯一的法宝！”乌尔里希斯认识到了这点。

因此，他的秘密活动不仅仅限于党内同志和志同道合的人们中间，而且扩大到了外围。他更关心的是如何同抵抗运动中的天主教教徒、老社会民主党人、魏玛共和国时代遗留下来的无党派人士等加强合作。最初，资产阶级自由派对共产党人表示不信任，乌尔里希斯给他们做积极的思想工作，态度诚恳，终于打消了他们的顾虑。“你们同纳粹党一样，是不主张自由的。”民主派人士批评说。乌尔里希斯回答：“看，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推翻暴政。关于未来的制度建设，我们可以通过共同协商解决。”

“你们不爱祖国！”拥护共和政体者的爱国者们指责他说。“如果我们不爱祖国，”乌尔里希斯说，“难道我们会这样痛恨蹂躏和破坏祖国的人吗？难道我们能日复一日地冒着生命危险去谋求祖国的解放吗？”

在开展地下斗争的最初时刻，当乌尔里希斯想把秘密情况告诉亨德里克·赫夫根时，院长是既焦虑，又紧张，又恼火。“我对此毫无兴趣，”亨德里克急忙说，“我不需要知道这些事，你懂吗？我只好闭上眼睛，你干的一切活动，我只当什么也没有看见。我绝对不卷入！”

亨德里克环顾四周，确信没有人在偷听他们讲话时，他才压低声音，向他的朋友乌尔里希斯说：“你所做的一切，是为了长期地伪装自己，这是多么艰难和痛苦啊！我还是决定采用我自己的方针，因为我认为这是最正确、最有效的。”亨德里克低声地说，并用地下工作者的目光瞟了乌尔里希斯一眼,乌尔里希斯没有理睬他,“这可不是一个轻松的策略，但我必须坚持，我身处敌人营垒，可以从内部破坏敌人的政权……”

乌尔里希斯不愿再听下去了。此时此刻，他的幻想破灭了，他把亨德里克看透了。

院长伪装得多么巧妙！真不愧是个超凡的演员。而人们所看到的是，亨德里克·赫夫根一心一意追求着金钱、权势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