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干活。

“照我看，”牙医一边开门一边说，“变色龙的知觉全在眼睛上。”

“那很可能，”本哈民先生表示同意，“你怎么突然想到这件事？”

“我刚从收音机里听到，变色龙眼一瞎就不会变颜色了。”牙医说。

本哈民先生把撑开的雨伞放在角落里，将外套和草帽挂在钉子上，然后往椅子上一坐。牙医在研钵里搅拌着一种暗红色的黏稠的糊糊。

“讲的东西可多了。”本哈民先生说。

他说话历来都是拐弯抹角的，令人难以捉摸。这回还是这样。

“讲变色龙吗？”

“什么都讲。”

牙医拿着和好的糊糊走到椅子旁边，叫本哈民先生咬牙印。本哈民先生把坏了的假牙取下来，用手帕包好，放在椅子旁边的玻璃板上。假牙一取下来，再加上那瘦削的肩膀、干瘪的四肢，他看上去活像个苦行僧。牙医把那团糊糊贴在他的上牙膛上，然后把他的嘴合紧了。

“就这样，”牙医看着本哈民先生的眼睛说，“我这个人胆小怕事。”

本哈民先生打算喘口大气，可是牙医紧紧地按住他的嘴。“不，”他在内心反驳说，“不是。”和大家一样，他也知道，只有牙医被宣判死刑以后没有弃家逃亡。他们开枪射击，打得牙医家的墙垣尽是窟窿，限令他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本镇，但是他没有屈服。他把手术室搬到里边的一间屋子，干活的时候，手枪老是放在手边。他言谈小心谨慎，没出过岔子，就这样熬过了那几个月的恐怖时期。

牙医在取牙模的时候，发现本哈民先生的眼里几次流露出或轻或重的惶惶不安的神情。他按住本哈民先生的嘴，等牙模变干。过了一会儿，他把牙模取了出来。

“我不是说那件事，”本哈民先生缓了口气说，“我说的是匿名帖。”

“哦，”牙医说，“这么说你也关心这件事。”

“唉，从这里可以看出社会多么腐败啊！”本哈民先生说。

他把假牙戴好，慢腾腾地穿上外套。

“究竟能说明什么，早晚大家都会知道。”牙医不痛不痒地说。他朝窗外扫了一眼，天空阴沉沉的。他又接着说：“你看是不是等雨停了再走。”

本哈民先生把雨伞挎在胳臂上。“店铺里没人。”说着，他看了看阴云密布的天空，拿起草帽，告辞出来了。

“别这么想，阿乌雷列奥，”走到门口时本哈民先生说，“谁也不会因为你给镇长拔了牙，就说你是胆小鬼。”

“既然如此，”牙医说，“请你等一等！”

他走到门口，递给本哈民先生一张叠着的纸。

“你先看看，再传给别人。”

本哈民先生用不着打开纸片就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他张着嘴瞧着那张纸。

“还在干？”

牙医点了点头，站在门口，一直等到本哈民先生离开镶牙铺。

十二点整，牙医的老婆招呼他吃午饭。二十岁的女儿安赫拉正在餐厅里补袜子。餐厅里家具不多，似乎都是从旧货摊上买来的，显得有点寒碜。在通向院子的走道的木头栏杆上放着一排红色的花盆，里边种着各种药草。

“可怜的小本哈民，”牙医在圆桌旁坐下的时候说，“他也在惦记着匿名帖哪。”

“大家都悬着个心。”他老婆说。

“托瓦尔家姐妹几个要搬走了。”安赫拉插嘴说。

牙医的老婆拿过盘子给大家盛汤。“她们匆匆忙忙地在变卖东西。”她说。热汤的香味扑鼻而来，牙医觉得他老婆真是多余操心。

“会回来的，”他说，“丢脸的事说忘就忘。”

他舀起一匙汤，吹了吹，想听听女儿有什么见解。女儿和他一样干瘦干痩的，但她的眼睛很有光彩。她没有再谈这件事，转了个话题谈起马戏团。她说，有一个男人用锯把他妻子锯成两半，一个侏儒把脑袋放在狮子的血盆大口里唱歌，还有一个演员在插满尖刀的平台上一连翻了三个跟头。牙医一声不响地边吃饭边听她讲。最后他说，要是晚上不下雨，全家一块儿去看马戏。

牙医在卧室里挂上吊床，准备睡午觉。他发现虽然他提出全家一块儿去看马戏，他老婆还是照样闷闷不乐。她说，如果有人给她贴匿名帖，她也打算离开这儿。

牙医听了这番话，并不感到出乎意料。他说：“从前他们用枪子儿也没把咱们赶走，现在在门上贴张纸就把咱们撵跑了，这不成了笑话吗？”他脱掉鞋，穿着袜子躺在吊床上，安慰她说：

“别担心，不会有人给你贴匿名帖的。”

“他们才不管是谁呢。”女人说。

“那得看怎么说了，”牙医说，“他们知道，对付我得用别的招。”

女人躺在床上，脸上露出疲倦的神情。

“知道是谁贴的就好了。”

“谁贴的谁知道。”牙医说。

镇长经常是几天几天的不吃饭。原因很简单，他把吃饭这件事给忘了。要说他的活动，有时候也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可又不是老这么忙，很多时候却又闲得无聊，在镇上东走走西看看，或者把自己关在那间装了钢板的办公室里，也不知道日子是怎样打发过去的。他总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老是待在一个地方，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从来没有按一般人的习惯生活过，只有饿得实在顶不住了，才到饭店里随便吃点什么。

那天，他和阿尔卡迪奥法官共进午餐。整个下午他们都在一起，直到办完卖土地的手续。请来的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