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满了肥皂沫。

“当然听见了。”理发师回道。

走出理发馆，镇长把阿尔卡迪奥法官一直推到办公室。阴雨绵绵，大街上好像涂了一层湿漉漉的肥皂。

“我总觉得理发馆那地方是个阴谋家的老窝。”镇长说。

“说是这么说，”阿尔卡迪奥法官道，“谁也没有凭证。”

“棘手的也恰好在这里，”镇长说，“他们显得太顺从了。”

“在人类的历史上，”法官像宣读判决书似的说，“没有一个理发师是搞阴谋的。相反，没有一个裁缝不会耍阴谋。”

镇长拉着阿尔卡迪奥法官的胳臂，叫他坐在转椅上。等法官坐好了，他才把手松开。秘书打着呵欠走进办公室，手里拿着一张打好字的纸。“好吧，”法官对镇长说，“开始工作吧！”他把帽子向后一推，接过那张纸。

“这是什么？”

“给法官的，”秘书说，“这张名单上的人都没有被贴过匿名帖。”

镇长满脸疑惑地看了看阿尔卡迪奥法官。

“啊哈！他妈的！”镇长喊道，“原来你也惦记着这件事哪。”

“这就像看侦探小说一样。”法官解释道。

镇长看了看名单。

“这个材料很好，”秘书解释说，“作案的一定是这里边的人。这不是很自然的吗？”

阿尔卡迪奥法官从镇长手里把纸拿过来。“简直是瞎扯淡。”他对镇长说，然后又转向秘书，“如果我是贴匿名帖的人，我先在自个儿家门上贴一张，免得教人怀疑。”他又问镇长：

“您不这样看吗，中尉？”

“干这种事的人，”镇长说，“自然晓得怎么干。咱们犯不上操这份闲心。”

阿尔卡迪奥法官把纸撕碎，揉成一团扔到院子里，说了句：

“当然了。”

在法官回答以前，镇长已经把这件事拋到脑后了。他将手掌撑在办公桌上说：

“好啦。有件事，请你查查书。是这么回事，这次闹水灾，洼地上的住户把家搬到了公墓后边的空地上。那边的地是属于我的。你说，我该怎么办？”

阿尔卡迪奥法官微微一笑。

“为了这么点事，根本不必到办公室来，”他说，“这种事再简单不过了。政府把地给了移民，就应该对持有正式地产证的人给予相应的补偿。”

“我有地产证。”

“那就没说的了。您去找几位懂行的人，估一估地价，”法官说，“由政府来付款。”

“谁去找呢？”

“您自己找就行。”

镇长扶正了枪套，大步朝门口走去。阿尔卡迪奥法官看见他要走了，心里想，生活只不过是不断地给人一些机会，好让人能活下去。

“这么件小事，何必着急呢？”他笑着说。

“我不着急，”镇长绷着脸说，“不过，总也是件事呀！”

“那当然。但是您事先得任命一位检察官。”秘书插嘴道。

镇长转向法官。

“是真的吗？”

“在戒严的情况下，倒不是绝对必要的，”法官说，“但是，如果有一位检察官来承办这件事，您就更清白些，因为您本人就是有争议的土地主啊。”

“那就任命一位吧！”镇长说。

街中心有几只兀鹰在争食一截肠子。本哈民先生直勾勾地瞧着兀鹰，换了只脚蹬在脚垫上。兀鹰吃力地上下盘旋，摆出一副高傲庄重的样子，好像在跳古式的舞蹈。本哈民先生眼睛瞧着兀鹰，心里实在佩服那些在四旬节前那个礼拜天装扮兀鹰的人们，他们演得真叫逼真。坐在他脚边的小伙子往另一只鞋上抹了点鞋油，敲了敲木箱子，让他再换一下脚。

本哈民先生从前以代写书信为生，无论干什么事都不紧不慢的。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中他开的那家铺子已经坐吃山空，最后只剩下一加仑汽油和一把蜡烛。

“下雨天，还是这么热。”小伙子说。

对这句话，本哈民先生很难苟同。他穿着干净的麻布衫，小伙子呢，却汗流浃背。

“热不热其实都是人的幻觉，”本哈民先生说，“心静自然凉。”

小伙子没有吭气，又在木箱子上敲了一下。不一会儿，鞋擦好了。本哈民先生回到那间货架空空如也的阴暗的店铺里，穿好外套，戴上草帽，打着雨伞在蒙蒙细雨中穿过马路。他冲着对面人家的窗户喊了一声。一个满头黑发、肤色苍白的姑娘从半掩着的大门里探出头来。

“你早啊，米娜，”本哈民先生说，“还不去吃午饭？”

姑娘回答说先不吃，边说边打开了窗户。她坐在一只大篮子前面，篮子里装满剪断的铁丝和五彩缤纷的纸片。姑娘怀里放着一个线团、一把剪子和一束没做完的纸花。留声机在放唱片。

“我回来以前，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店铺。”本哈民先生说。

“要耽搁很久吗？”

本哈民先生侧耳听了听唱片。

“我到镶牙铺去一趟，”他说，“半小时后准回来。”

“唉，好吧，”米娜说，“瞎奶奶不让我在窗户这儿傻待着。”本哈民先生不再听唱片了。“现在所有的歌全是一个味儿。”他说。米娜把一枝做好的花插在用绿纸包着铁丝做成的细长花茎上。她用手指捻动花茎，纸花转了一圈。音乐声和纸花多么协调啊。她简直被迷住了。

“您跟音乐是冤家对头。”她说。

这工夫，本哈民先生已经走开了。他轻轻地踮着脚尖走路，生怕把兀鹰吓跑。米娜看见他敲镶牙铺的大门，才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