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到只有卧室那么大，全镇仿佛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想什么呢？”

“什么也没想。”大夫回答说。

直到十一点钟，大夫的精神仍旧集中不起来。手上的书还是八点钟看的那一页。他把这页折起一个角，将书放在床头柜上。妻子已经睡着了。想想过去每逢宵禁，他们俩总是睁着眼守到天亮，侧耳细听什么地方枪响，有什么情况。有几次听见皮靴的槖槖声和武器的铿锵声一直响到自家门前。他们坐在床上，等着一阵冰雹般的子弹把门打烂。再往后，他们学会了分辨各种恐怖活动的动静。很多个晚上，他们把准备分发的秘密传单塞进枕头里，头靠着枕头彻夜不眠。一天清晨，诊所的大门对面响起了拉动枪栓的咔咔声。过了一会儿，只听镇长用疲乏的声音说：“这儿用不着。这个家伙不会参与什么活动的。”希拉尔多大夫赶忙关上灯，躺下睡觉。

后半夜又下起小雨。守在码头一角的理发师和另外一个人离开岗位，到本哈民先生店铺的房檐下避雨。理发师点燃一支香烟，借着火柴的光亮打量了一下枪支。枪是新的。

“美国制造。”他说。

另外那个人划亮了几根火柴，想看看他那支卡宾枪的牌号，可是没有找到。一滴水从房檐上落下来，啪嗒一声掉在枪托上。“今天这事可真是怪，”他低声说着，用袖子擦干枪托，“发给咱们一人一支枪，叫咱们在雨底下挨浇。”在黑咕隆咚的小镇上，只听见房檐上雨水的滴答声。

“咱们是九个人，”理发师说，“他们呢，包括镇长在内是七个人，有三个人还待在警察局。”

“刚才我也这么想来着。”另外那个人说。

蓦地，镇长用手电筒照在他们身上，只见他们蹲在墙根，用身子护住枪，房檐的水滴像小铅弹一样在他们的鞋上迸溅开来。镇长认出了他们，把手电筒关掉，钻到屋檐下面。他身穿一件军用雨衣，武装带上挂着一支冲锋枪，身边带了一名警察。他看了看右手上的手表，命令警察说：

“你到警察局去一趟，看看夜宵怎么样了。”

他说话很用力，像下作战命令一样。警察消失在迷蒙的雨中。镇长挨着招募来的人坐在地上。

“有事吗？”他问。

“没事。”理发师说。

另外那个人递给镇长一支香烟，镇长没要。那人给自己点上了一支。

“您要我们干到什么时候为止啊，中尉？”

“谁知道啊，”镇长说，“眼下只能说等到宵禁结束。明天再说明天的。”

“得等到五点！”理发师喊道。

“好家伙！”另外那个人说，“我从今天早上四点钟起就一直站着。”

透过淅淅沥沥的雨声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