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2年，洛阳狱中，一盏昏黄的油灯摇曳不定，映照着一个年过六旬的老者。

他衣衫褴褛，脸上带着刑讯的伤痕，却依旧挣扎着想要拿起案上的竹简——那是他耗费半生心血编撰的《汉书》，还有几篇“志”与“表”尚未完成。

这位老者，便是班固，字孟坚。

在中国历史上，能被称为“巨匠”的人不多，班固算一个。

他与司马迁并称“班马”，凭一部《汉书》开创纪传体断代史的先河；

他跻身“汉赋四大家”，一篇《两都赋》让洛阳名都风采流传千古；

他还曾跃马边疆，在燕然山上刻石记功，见证大汉铁骑的赫赫威名。

可就是这样一位文能着史、武能筹谋的人物，最终却落得个狱中含冤而死的结局。

如果说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那班固的《汉书》便是“一代之实录，百代之准绳”。

但班固绝不仅仅是“第二个司马迁”，他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挣扎，自己的传奇。

接下来，我们就顺着时光的脉络，去看看这位东汉大儒的一生——看他如何继承父志，如何身陷囹圄却因祸得福，如何用近四十年的光阴，为一个王朝写下最完整的注脚。

公元32年，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的班家迎来了一个男婴。

父亲班彪看着襁褓中眉眼清秀的孩子，想起自己未竟的史学事业，给孩子取名“固”，字孟坚——“固”者，坚定、稳固也，他希望这个儿子能坚守班家的学问根基，更能完成自己毕生追求的修史大业。

班家可不是普通人家，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个“学术世家+官宦世家”的双重豪门。

班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楚国令尹子文，秦末战乱时迁徙到扶风，从此在这里扎根。到了汉武帝时期，班家出了个名人叫班壹，以畜牧起家，积累了巨额财富，成为当地望族。

此后班家世代为官，更重要的是，他们始终保持着对学问的敬畏与传承。

班固的祖父班稚，在汉哀帝时期担任广平太守，为人正直，学识渊博；父亲班彪，更是东汉初年着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班彪年轻时恰逢王莽篡汉、天下大乱，他带着家人四处避难，却始终没有放弃读书着史。

后来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天下安定，班彪被征召为官，却依旧醉心史学。他认为司马迁的《史记》虽然伟大，但“是非颇缪于圣人”，而且只写到汉武帝时期就戛然而止，之后的历史记载要么杂乱无章，要么荒诞不经。

于是班彪决心续写《史记》，编撰了《史记后传》六十五篇，为西汉历史补上了关键的篇章。

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班固的童年注定与书本为伴。

用《后汉书》的话说，他“九岁能属文，诵诗赋”，简直是个神童。

别的孩子还在田间嬉戏、街头打闹的时候，班固已经能熟练背诵儒家经典，写出像样的文章了。

更难得的是，他不仅聪明，还特别勤奋。班家藏书丰富，班固就像一条游鱼，在书海里尽情遨游，从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到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百家的着作，他无一不读，无一不精。

不过班固可不是个死读书的书呆子。

他做学问有个特点，“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也就是说，他不纠结于个别字词的解释，而是着重领会书中的核心思想和精神内涵。

这种读书方法让他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而且班固性情宽和，待人友善，从不因为自己才学出众就自视甚高，所以当时的儒生们都很喜欢他，愿意和他交流学问。

班固十岁那年，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

当时着名的思想家王充来到洛阳，偶然见到了班固，一番交谈之后，王充对班彪感叹道：“此儿必记汉事！”

意思是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能写下汉朝的历史。

王充眼光毒辣，一语中的，可当时谁也没想到，这句话会成为班固一生的写照，更没想到他会用一种近乎悲壮的方式去践行这个预言。

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班固十二岁，班彪正式开始编撰《史记后传》。

班固常常在父亲身边，看着父亲伏案疾书，听着父亲谈论历史兴衰、人物得失，心中对史学的热爱愈发浓厚。

他不仅帮父亲整理资料、抄写书稿，还经常提出自己的疑问和见解。

有一次，他问父亲：“《史记》记载黄帝以来数千年历史，为何到汉武帝就停止了？”

班彪摸着他的头说：“历史需要有人记录，更需要有人传承。我续写《史记》，是为了让后世知道西汉的完整历史，也是为了阐明圣人之道、正统之理。”

班固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却在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将来，他要完成父亲的事业，编撰一部真正属于汉朝的史书。

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十五岁的班固告别家人，来到洛阳太学求学。

太学是当时全国最高学府，汇聚了天下英才和顶尖的学者。

在这里，班固如鱼得水，不仅系统学习了儒家经典，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比如后来成为东汉名臣的崔骃、李育等人。

他们经常一起讨论学问、纵论天下大事，班固的学识和眼界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升。

在太学的七年里，班固的名声越来越大。

他不仅学问好，而且为人正直，待人诚恳，就连当时的东平王刘苍都听说了他的名声。

刘苍是汉明帝的弟弟，深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