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了他们的功绩，也不回避他们的过失，做到了客观公正；对忠臣义士的赞扬，对奸佞小人的批判，更是旗帜鲜明，符合朝廷的教化需求。

汉明帝看完书稿后，不禁赞叹道：“班固真乃奇才也！如此史学造诣，世间罕见。他编撰《汉书》，实为大功一件，而非罪过。”

于是，汉明帝当即下令，释放班固，并召他入宫。

见面之后，汉明帝与班固畅谈历史，发现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见解独到，对西汉历史的脉络、人物的得失了如指掌。

汉明帝十分高兴，当即任命班固为兰台令史——这是一个负责掌管宫廷藏书、编撰史书的官职，虽然品级不高（秩百石），但却能接触到大量宫廷档案和珍贵资料，正是班固修史所需要的。

就这样，一场灭顶之灾，因为班固的才华和班超的勇气，最终变成了命运的转机。

班固不仅洗清了冤屈，还得到了皇帝的赏识，获得了修史的合法身份和便利条件。这一年，班固三十岁，他的修史事业，终于走上了正轨。

担任兰台令史后，班固的首要任务是与陈宗、尹敏、孟异等史官一起编撰《世祖本纪》，记录光武帝刘秀的生平事迹。

班固充分发挥自己的史学才华，精心编撰，很快就完成了这部着作。

汉明帝看后非常满意，提拔他为郎官，负责“典校秘书”——也就是整理和校对宫廷藏书。

这个职位让班固得以接触到更多之前难以见到的珍贵资料，比如西汉的宫廷档案、名臣奏议、郡国志书等，为《汉书》的编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在编撰《世祖本纪》的同时，班固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继续推进《汉书》的编撰工作。

他利用工作之便，广泛搜集资料，对之前的书稿进行修改和完善。

他调整了史书的体例，将《史记》的“书”改为“志”，取消了“世家”，将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使体例更加严谨统一。

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是班固的一大创举，从此之后，历代正史都沿用了这种体例，影响极为深远。

永平九年（公元66年），班固将已经完成的《汉书》部分书稿（包括《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呈给汉明帝。

汉明帝看完后，对班固的工作更加肯定，正式下诏，允许他继续编撰《汉书》，并给予他充分的支持——不仅可以自由查阅宫廷藏书，还可以调用相关史官协助工作。

得到皇帝的正式授权后，班固更加努力。他每天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所有时间都用来编撰《汉书》。

为了保证史书的准确性，他对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个人物传记都反复考证，多方核实；为了使语言更加典雅流畅，他对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仔细斟酌，反复修改。

有时候，为了一个细节，他会查阅数十种资料；有时候，为了一句话，他会思考好几天。

就这样，班固在兰台令史、郎官的职位上，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这二十多年里，他始终坚守初心，潜心修史，不管外界有多少诱惑，不管官场有多少纷争，他都不为所动，一门心思扑在《汉书》上。

他的生活简单而枯燥，却也充实而满足——因为他知道，自己正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一件能够流传千古的事情。

班固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

在编撰《汉书》的同时，他在文学上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两都赋》和《白虎通义》。

东汉建立之初，都城定在洛阳，但关中地区的一些前汉遗老始终怀念长安的繁华，认为洛阳不如长安地势险要、物产丰富，多次上书请求迁都长安。

汉明帝虽然没有同意，但这件事一直是朝廷的一个隐患。

班固认为，迁都不仅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还会动摇国家的根基，于是决定写一篇赋，盛赞洛阳的优势，驳斥迁都的论调。

永平年间，班固精心构思，写成了《两都赋》。

这篇赋分为《西都赋》和《东都赋》两部分，采用对话的形式，虚拟了“西都宾”和“东都主人”两个人物。

“西都宾”极力夸耀长安的地势险要、宫室壮丽、物产丰富、风俗奢华，认为长安才配得上大汉的都城；“东都主人”则反驳说，真正的都城不在于地势险要和宫室奢华，而在于君主的贤明、政治的清明、民生的安乐。

他详细描绘了洛阳的建制之美、礼仪之盛、教化之隆，歌颂了东汉王朝的太平盛世，指出东汉之所以定都洛阳，是为了吸取西汉因奢侈而衰败的教训，推行仁政，造福百姓。

《两都赋》篇幅宏大，辞藻华丽，气势磅礴，既展现了班固高超的文学才华，又体现了他的政治远见。

赋中对长安和洛阳的描绘细致入微，对东汉的政治、经济、文化、礼仪等方面的记载详实生动，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汉明帝看完《两都赋》后，非常满意，将其视为驳斥迁都论的重要武器，下令将其广为流传。

从此之后，请求迁都的声音渐渐平息，洛阳作为东汉都城的地位更加稳固。

《两都赋》的成功，让班固在文学界声名鹊起，与司马相如、扬雄、张衡并称为“汉赋四大家”。

但班固并没有因此骄傲自满，而是继续潜心学问，在儒学研究上也取得了重大成就。

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汉章帝刘炟为了统一儒家思想，加强思想统治，召集宗室诸王、文武大臣和着名儒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