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于次年2月24日出版。一位同时代人对此评论道：“这无疑是些社会主义的诗，因此是些坏诗。”这2月24日正是1848年革命一周年纪念日，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日子。1850年6月，《家庭杂志》再次预告《边缘》，并说这本书“意在表现现代青年的骚乱和忧郁。” 1851年4月9日，《议会信使》又预告了《边缘》，指出这本书“意在再现现代青年的精神骚乱的历史”，并且在《边缘》这一总题下发表了11首诗。“边缘”这个词，除了传统的基督教的含义外，在当时还有一个具体的含义：傅利叶把“社会开端和工业灾难的时代”称为“边缘地带”，其后紧接着普遍和谐的社会。波德莱尔当时正受到傅利叶派的乐观主义吸引，人们有理由把他的诗和空想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从《累斯博斯女人》到《边缘》，波德莱尔的诗的题材已经进入一个更高、更广、更具现实性的领域，或者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向公众展示他的诗的这一侧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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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2年至1856年间，波德莱尔经常出入萨巴蒂埃夫人的沙龙。萨巴蒂埃夫人是一个银行家的情妇，常在她的沙龙中接待文化界的名流，雨果、戈蒂耶、邦维尔等都是她的座上客。波德莱尔把她当作自己的诗神、保护神和庇护所。她是他梦寐以求的“远方的公主”，他在她身上寄托了自己精神上的向往和追求。他偷偷地寄给她匿名的情诗，当收信人终于发现了诗的作者，并表示以身相许、分享他的感情时，他却在一夜的亲热之后不无失望地退却了，因为有了肉体的关系，他理想中的天使不过如普通女人一样罢了。原以为是一场柏拉图式的恋爱，终究还是毁于情欲的引诱，只是留下了几首充满了逃避丑恶现实、追求美的理想的强烈愿望的美丽诗章。对波德莱尔影响最大的女人是前面提到的让娜·杜瓦尔。这个具有异国情调的“黑维纳斯”几乎是波德莱尔的终生伴侣。虽然在近二十年共同生活中，波德莱尔几次因不堪其粗俗、贪婪和欺骗而要离开她，终于还是散而复聚，相守在一起，并在她病中百般照料，充当着父亲的角色。让娜·杜瓦尔启发他写出许多交织着灵与肉的冲突、混杂着痛苦与欢乐的诗篇。1861年以后，这个女人不知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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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2年以后，波德莱尔的创作进入高潮。五年间，他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了二十多首诗、十余篇评论以及大量的译作。1857年4月，欧比克去世，波德莱尔可以公开地去看望他一直热爱着的母亲了，在此之前他们只是像情人幽会一样地偷偷见面，因为波德莱尔不愿意再见包括继父在内的资产阶级贵人们。1857年6月25日，经过精心的准备，《恶之花》终于在书店里出售了。诗集包括一百首诗，分为五个部分：《忧郁和理想》、《恶之花》、《反抗》、《酒》、《死亡》。据说，《恶之花》这题目出自波德莱尔的记者朋友希波里特·巴布的建议。波德莱尔说过：“我喜欢神秘的或爆炸性的题目。”先前的《累斯博斯女人》表明了同性恋的主题，作为题目颇具爆炸性，《边缘》透露了一个朦胧的世界，有神秘性，而《恶之花》则是两者兼有，尤其以其爆炸性引起着人们的好奇。不过，对一本书发生兴趣的不单是读书人。果然，《恶之花》很快就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注意，而第二帝国恰恰是视文学为万恶之源，它的法庭刚刚因《包法利夫人》而审讯了福楼拜，《巴黎的秘密》的作者欧仁·苏因突然去世才侥幸免遭起诉，现在它的卫道士们又把阴险恶毒的目光投向了波德莱尔。《费加罗报》首先发难，于7月5日刊登了该报记者居斯达夫·布尔丹的文章，指控波德莱尔亵渎宗教、伤风败俗，说什么 《恶之花》中“丑恶与下流比肩，腥臭共腐败接踵，”并且敦请司法当局注意《圣·彼埃尔的背弃》、《累斯博斯》、《该下地狱的女人》等诗。果不其然，《恶之花》很快受到法律的追究，罪名有二：“亵渎宗教”和“伤风败俗”。在司法部门的内部报告中，被指为亵渎宗教的有 《唱给撒旦的连褥文》、 《醉酒的杀人犯》、《圣·彼埃尔的背弃》，被指为伤风败俗的有 《首饰》、《可是尚未满足》、《忘川》、《给一个太快活的女郎》、《美丽的船》、《给一个红发女乞丐》、《累斯博斯》、《该下地狱的女人》和 《吸血鬼的化身》。诉讼是在1857年8月二十日进行的。尽管辩护人援引缪塞、贝朗瑞、戈蒂耶、拉封丹、莫里哀、伏尔泰、卢俊、孟德斯鸠、拉马丁、巴尔扎克、乔治·桑等著名作家为例，以说明“肯定恶的存在并不等于赞同罪恶”，但是并没有使充任起诉人的代理检察长信服。审判结果是：亵渎宗教的罪名未能成立，伤风败俗的罪名使波德莱尔被勒令删除六首诗（《首饰》， 《忘川》，《给一个太快活的女郎》，《累斯博斯》，《该下地狱的女人》和《吸血鬼的化身》），并被罚款三百法郎。审判的结果大出波德莱尔的意料，他不但认为自己会被宣告无罪，甚至还觉得该为自己昭雪，“恢复名誉”呢。然而他错了。他曾天真地认为这是一场误会，他的高尚的意图被人曲解了。使他感到奇耻大辱的是：法庭用对待罪犯的字眼对待一位诗人。萨特指责波德莱尔没有在法庭上为自己的作品的内容进行辩护，从而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