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他不接受警察和检查官的道德。这无疑是正确的，却未免失之苛刻。因为波德莱尔毕竟是资产阶级中的诗人，他的诗的力量在于揭露，在于撕破那一重用虚伪织成的帷幕，他不可能如萨特所希望的那样，把法庭的指控当作自己的道德观念来与之相抗衡。四年之后，波德莱尔亲自编定出版了《恶之花》的第二版，删除了六首诗，增加了三十五首诗，并且重新作了安排，其顺序如下： 《忧郁和理想》， 《巴黎风貌》，《酒》，《恶之花》，《反抗》，《死亡》。 《恶之花》再版本（1861）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被看作一个诗派的首领，有人恭维他，有人嫉妒他。他在文学界的地位牢固地竖立起来了。他先后出版了《1859年沙龙》、《人造天堂》（1860），《现代生活的画家》（1863）等长文，发表了不少散文诗。这时的波德莱尔看上去精力充沛，往日的愁云为之一扫。阿斯里诺回忆说：“此时的波德莱尔满面春风，长长的头发虽然发白了，却仍显得年轻，精神饱满，见到他的人可以在他身上看到岁月和人们的爱戴所具有的那种有益于健康，使人感到宽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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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似乎只是一种假象。文学上的成功并没有改善波德莱尔的经济状况，他仍然要躲避债主的追迫，要向公证人讨价还价，要跟母亲要钱，还要照顾病中的让娜·杜瓦尔。他自己也疾病缠身，早年不检点的生活终于向他进行报复了，实际上，他孤独、绝望，常常病得不能起床。他忍受着巨大的精神和肉体的痛苦，“对生活失去了兴趣”。他几度濒临自杀的边缘，只是想到年迈的母亲，待了的债务，计划中的写作，等待出版的著作等等，才没有付诸行动。他经历了一场巨大而尖锐的精神危机。他想得到一笔钱，好好地安排生活，恢复健康，以便完成一系列的创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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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上的成功没有给他带来金钱，却给他带来了信心，他不但相信可以靠写作挣钱，甚至还使他进入法兰西学士院。果然，1861年12月11日，他提出申请作候选人。这确是惊人之举，一个曾被法庭判处有伤风化罪的诗人居然想进入庄严神圣的法兰西学土院，真与发疯无异。这虽然是一种挑战的行为，但是，应该指出，这仍然是波德莱尔建立在资产阶级价值观念上的行动，他想通过此举来恢复名誉，想以此来向母亲证明，她的儿子并非一无是处，也能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当然，这并不排除他有文学上的考虑，他认为只有他才能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