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地，土屋的窗户边，渐渐挤满了小脑袋，林秀芝不仅教孩子们识字算数，还教他们唱华联国歌，讲华联战士抗击侵略的故事。

卡里姆的眼神，从最初的怯懦变得越来越亮，他攥着铅笔头告诉林秀芝：“我要当医生，像周叔叔一样，救好多好多人。”

孤儿收容工作，则落在了后勤队员陈建国的肩上。

战争让高原上多了太多流浪儿，他们躲在山洞里，靠捡拾野果和殖民军丢弃的食物为生。

陈建国带着两名队员，骑着马在荒原上搜寻，饿了啃口干粮，渴了喝口雪水。有一次，他们在一个废弃的矿洞里，发现了四个孩子，最大的女孩十岁，最小的男孩才三岁，已经三天没吃东西，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

陈建国把孩子们抱上马背，带回营地。他给他们洗澡、换衣服，用米汤一点点喂他们。

最小的男孩认生，见了人就哭，陈建国就抱着他，哼着家乡的摇篮曲，哄他睡觉。

日子久了，男孩就黏上了他，一口一个“陈爸爸”地叫着，让硬汉陈建国红了眼眶。

为了给孩子们一个安稳的家，队员们动手建起了“曙光家园”。

他们用石头和土坯砌墙，用茅草盖顶，围起一个小院子，种上蔬菜，养了几只鸡。

在这里，孩子们有了温暖的床铺，有了管够的饭食，还有了专门的老师辅导功课。

陈建国看着孩子们在院子里追逐打闹，笑着说：“这些娃就是我的孩子，我要守着他们长大。”

北麓高原，物资匮乏到了极致。

粮食要从千里之外的华联国内运输，车队得翻越四座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雪山，遭遇塌方和泥石流是常事。

药品更是紧缺，青霉素比黄金还珍贵，队员们自己生病了，就嚼草药硬扛。

冬天没有燃料，队员们就捡牛粪取暖，帐篷里的温度常常在零下十几度，早上起来，眉毛上都结着冰碴。

可队员们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了村民，医疗队的青霉素优先给村民用，队员们发烧了，就用酒精擦身子降温。

文教队的纸张优先给孩子们用，林秀芝备课，就把字写在旧报纸的背面。

“曙光家园”的白面优先给孩子们吃，陈建国和队员们，顿顿都是青稞面拌野菜。

工程师王道，是援建队里最“轴”的人，他的任务是修建灌溉水渠——拉吉普特霸占着唯一的河流，村民们的农田常年干旱，种下去的青稞十有八九会枯死。

王道知道，水渠就是村民们的生命线。他带着两名助手，扛着水准仪，走遍了村子周边的山谷，饿了啃口干粮，渴了喝山泉水。

高原紫外线灼人，他的脸晒得黝黑，嘴唇裂了一道又一道血口子，却每天乐呵呵地说：“水渠一通，庄稼就长，村民们就能吃饱饭了。”

去年夏天，水渠修到最关键的河段，突然遭遇了山洪。暴雨下了三天三夜，刚砌好的堤坝被冲开一个大口子，浑浊的河水汹涌而出。

王道二话不说，甩掉棉衣就跳进了河里，冰冷的河水刺得人骨头疼，他却死死抱着沙袋，往缺口处堵。

队员们和村民们也跟着跳下去，手挽手筑起一道人墙。

两天两夜的奋战，缺口终于被堵住了，可王道却因为长时间浸泡在冷水里，落下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

每到阴雨天，他的膝盖就疼得钻心，走路一瘸一拐的。

可他拄着拐杖，依旧天天往工地上跑，有人劝他歇着，他咧嘴一笑：“水渠没通水，我歇不住。”

20岁的孙慧，是“曙光家园”里的“孩子王”。

这个刚从南洋理工学校毕业的姑娘，放弃了城里的安稳工作，瞒着父母报名参加了援建队。

她既是孩子们的老师，也是他们的妈妈。每天天不亮，她就起床给孩子们做饭、洗衣。

晚上，她坐在油灯下，给孩子们缝补破旧的衣服，有个叫莉娜的小女孩，亲眼目睹父母被殖民军杀害，从此变得沉默寡言，夜里总偷偷哭。

孙慧就抱着她睡觉，给她讲故事，唱摇篮曲，慢慢地，莉娜开始说话了，还会主动帮孙慧喂鸡、浇菜。

可这份温暖，终究没能抵挡住命运的残酷。

1945年3月，运输队奉命运送一批紧急药品和青稞，前往偏远的鹰嘴村。鹰嘴村海拔四千米，山路陡峭，是拉吉普特的势力范围。

队长吴勇带着五名队员和两名向导，天没亮就出发了。

车队行至一处狭窄的隘口时，突然遭到了伏击。

枪声响起的瞬间，吴勇就知道，这是拉吉普特的家丁和殖民残余干的——他们手里拿着轴心国撤退时留下的步枪，火力凶猛。

“加速冲过去！”吴勇大喊一声，司机猛踩油门，卡车嘶吼着往前冲。

向导巴桑是鹰嘴村的村民，他探出身子，用当地方言大喊：“我们是送药的！是来帮你们的！”

可枪声更密了，一颗子弹击中了巴桑的胸膛，他捂着伤口，拉着吴勇的手，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说：

“一定要把物资送到……村民们等着救命……”

一枚手榴弹“滋滋”地冒着白烟，滚进了车厢。

车厢里，是满满一箱青霉素和青稞，吴勇没有丝毫犹豫，扑了上去，捡起手榴弹直接丢出去。

“快开车！”他吼出这句话时，爆炸声震碎了山谷的寂静，这颗丢出去的手榴弹在只飞行了几米就爆炸开来。

吴勇的鲜血，染红了车厢里的药品和粮食，司机强忍悲痛，加大油门冲出了包围圈。

当卡车终于驶进鹰嘴村时，村民们看着浑身是血的队员，看着染血的物资，全都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