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但是他的伯父还是会自责的。闯入他脑海的还有另外一幕： 贝拉太太与萨拉当面对峙。说来简直不可思议，他竟看出结果谁会更有尊严。因为欧内斯蒂娜会用贝拉太太的武器进行战斗，而萨拉……那双眼睛——将会如何吞下冷落和屈辱！她会默默地忍受那一切！使它们缩小成蔚蓝天空中小小的煤灰颗粒！

把萨拉打扮好！带她去巴黎，去佛罗伦萨，去罗马！

此时此刻显然不宜拿圣保罗前往大马士革途中来作比较。然而查尔斯停住了脚步——天啊，他又一次背对圣坛，脸上居然容光焕发。这可能只是台阶旁煤气灯映照的缘故。他还没有对他脑海中闪现出来的比较高尚却又是抽象的各种道理做出很有吸引力的解释。但是我希望你相信，在乌菲齐博物馆里的萨拉挽着查尔斯胳膊的形象确实代表着（不管是多么平庸地）残酷却必要的（如果我们要继续生存下去，直至今天仍然是必要的）自由的纯粹本质。

他转身回到自己坐过的长椅旁，做了一件很不合逻辑的事情： 他跪下来祷告，虽然很简短。然后他沿着通道走过去，把煤气灯调得惨淡有如鬼火，离开了教堂。

①他们的上司做出了坏榜样，人们怎么可以责怪他们呢？刚才助理牧师提到“主教”—这位主教就是埃克塞特有名的菲尔波茨博士，是个典型的坏榜样。他当时主管德文郡和康沃尔郡的宗教事务。他生命中的最后 10 年是在托基的“一个舒适的住处”度过的，据说在那 10 年里他一次也没有去过教堂。他是英国圣公会的一位头面人物—一个彻头彻尾的好斗的反动分子，他一直活到我所描写的故事发生的年代之后两年才去世。—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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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雇了一个男仆和女佣，他们一直以诽谤和偷窃为能事……

——丁尼生《莫德》，1855

查尔斯找到助理牧师的居所，拉响了门铃。一个女仆出来应门，而那位满脸络腮胡子的年轻助理牧师在她背后的门厅里徘徊着。主人走上前来接过那一把既古老又笨重的钥匙之后，她就退回屋里去了。

“谢谢你，先生。每天早上八点钟，我都主持圣餐仪式。你在埃克塞特久留吗？”

“哎呀，不，我只是路过。”

“我原来希望能再见到你。我还能帮你什么忙吗？”

助理牧师是个可怜而无足轻重的年轻小人物，他向背后的一扇门做了个手势，那门后面无疑是他的书房。查尔斯在教堂里的时候已经注意到那里的陈设有某种炫耀的成分，现在他知道助理牧师是在邀请他去参加忏悔仪式。不需要什么魔力也能看穿那堵墙，里面有一个祈祷台和一尊庄重的圣母雕像。因为他是一个出生太迟的年轻人，没能赶上牛津运动引起的教会宗派纷争，现在只能在仪式和法衣祭服方面玩些把戏，既随心所欲又没有风险——因为菲尔波茨博士①当时是高教会派②的代表人物——这是教会中年轻人浮华作风颇为流行的一种表现形式。查尔斯把助理牧师打量了一番，对自己的新看法更有信心了： 他搞的那一套东西实在是愚不可及。于是他鞠躬致谢，表示拒绝，径自走了。从此以后，他一生与正统宗教没有关系。

他会到哪里去……你可能会认为，他会直接返回恩迪科特旅馆。如果换成一个现代人，无疑会直接回到那里去。但是可恶的责任感和礼仪规范像古堡的城墙一样，挡住了查尔斯的路。他的首要任务是从过去的责任中摆脱出来，唯有如此，他才能去向萨拉求婚。

他对萨拉的骗局开始有所理解了。她知道他爱她；她还知道他对这种爱的真正深度心中无数。她编造瓦盖讷背叛她的谎言，还有她耍的其他一些手段，都是用来开导他的策略。在使他有所认识之后她所说的话完全是为了测试一下他有什么新看法。结果他一败涂地。她于是只好使用同样的策略来证明自己配不上他。这种自我牺牲精神是何等的高尚！要是他冲上去，再次把她抱在怀里，对她说她是他的，永远是他的，那该多好！

但愿——他本可以加上这两个字，但是他没有加，维多利亚时代人不要搞那个致命的二分法（这可能是他们过分狂热地搞分类所产生的最可怕后果）。二分法引导他们把“灵魂”看得比肉体更真实，比他们唯一真实的自我要真实得多；使他们认为灵魂与肉体几乎毫无联系，而是高高地浮在人的动物性之上。但是，他们同时又认为，因为事物的性质本身存在着某种无法解释的缺陷，灵魂又不情愿地跟在人的动物性的活动后面，就像被一个不听话的调皮孩子牵在身后的一只白色气球。

每一个维多利亚时代人的思想都有两重性，这是我们在回顾十九世纪的情况时必须随身携带的重要装备。这个两重性其实是一种人格分裂症，在我经常引用的那些诗人：丁尼生、克拉夫、阿诺德、哈代身上表现得最清楚，最引人瞩目；在小穆勒和格莱斯顿这一类很特别的政治上左右摇摆不定的人物身上，这种人格分裂症状表现得也很清楚。它还同样清楚地表现为知识分子身上普遍存在的各种神经官能症和身心失调症，尽管许多知识分子相互之间在其他方面很可能像查尔斯·金斯利与达尔文两人之间那样大相径庭；它还表现在一开始就倾泻在拉斐尔前派身上的各种咒骂，该派试图——或者说看起来正在试图——对艺术和生活取同一态度；它还表现在自由与控制、过激与中庸、礼仪与信仰、原则性强的人呼吁普及教育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