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全天候裸露，而他们的体毛依然稀少。所以，衣服对裸体的影响实在是微乎其微，我们是因为裸体才穿起了衣服，而不是反过来那样。

另一个易于理解的理论是“用火说”，因为人类对火的使用而导致体毛脱落，不然体毛太多，稍不留神就会引火烧身，脱去毛发当然更安全。这个看似颇有道理的说法同样面临着时间困局。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已经学会了用火，它们的洞穴中保存着厚厚的积灰层，但同样有证据表明，北京猿人仍然披着满身毛发，难道他们不担心被烧死吗？而且，用火说不能很好地解释阴毛和头发的存在，莫非那里的毛发不容易被点着？

另外有人认为，相对于其他动物把毛发样式作为彼此相识的重要途径，人类体毛脱落也是一种奇特而明显的识别标志，大家都裸体就不会搞错对象。毕竟，在与黑猩猩杂居的丛林中，赤条条的肉体更容易辨认。因为皮肤光滑，就算在夜晚也不会摸错对象。可是，反对者同样不以为然，如果仅仅为了互相识别，还有大量方案可以采用，灵长类动物有的是红脸，有的是红屁股，还有的长着肥大的鼻子，不一定非要把体毛给脱掉，那样代价未免太大。更麻烦的是，那些没有脱毛的家伙很少因为识别错误而认错同类。

最近提出的“寄生虫假说”则认为，毛发是寄生虫的理想天堂，那里营养充足，温暧而安全，其中必定会滋生大量跳蚤、虱子之类的“吸血鬼”，很多有毛动物都死于寄生虫引发的疾病，而人类裸露的皮肤有助于保持身体清洁，让寄生虫无处躲藏。所以，脱去毛发是抵制寄生虫的有效手段。

有过头虱的人会觉得这个理论无懈可击，但反对者却清楚地指出：寄生虫复杂的生活史要求相对稳定的居住环境，它们很难适应颠沛流离的生活，而原始人类浪迹天涯，四海为家，并没有固定的居住点，寄生虫根本抓不到人类的踪迹，也就不存在人类为此而脱去体毛的理由。人体寄生虫是在定居之后才出现的。何况，要是仅仅为了抵抗寄生虫，就应该把阴毛和头发也一并脱去才对，因为这些部位恰恰更容易滋生寄生虫。很多哺乳动物都面临着寄生虫的威胁，它们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定期清理毛发，却并不意味着非要脱去毛发。黑猩猩没有脱去毛发，同样面临寄生虫的威胁，同时还可能受到霉菌和苔藓的侵扰，但它们至今仍然有毛，人类为什么不可以呢？

有人很快拓展了这个理论，给出了补充解释，寄生虫其实并不是重点，人类生活中有一个沉重的负担，就是大小便的处理。我们肯定不是一开始就懂得要建厕所，那该如何是好呢？黑猩猩泄露了原始人类处理大便的秘诀，方法简单而且粗暴——直接把大便拉在床上——如果你愿意称那里为床的话。

把大便拉在床上固然省事，但身上的毛发肯定会沾满粪便，长此以往，任谁都会失去往日飞扬的神采，身上积满了陈旧的大便，变得臭不可闻，无论对生活还是恋爱，都极度不利，更不要说还会带来健康问题。黑猩猩知道这样不好，它们很知趣，从来不在某处定居，每天晚上都要换一个新的住所。它们睡过的地方就是它们的厕所，它们不喜欢长时间睡在同一间厕所里。

既然人类面临着同样的卫生问题，可以推定，我们必然在定居之前就已脱去了毛发——很难想象光着身子睡在大便里的情形，那样虽然方便，却不雅观。

这个问题还有另一种解读，人类不一定先脱毛再定居，也可能先搞好卫生工作再定居。关于这一点，不拘小节的黑猩猩再次给出了提示，它们有时也会注意卫生，比如蹲在高高的树枝上拉大便，甚至偶尔也用树叶去擦屁股。当你在刚果丛林中小心前行时，突然见到空中飘下几片带屎的树叶，请你千万不要大吃一惊，那只是黑猩猩正在上厕所。要是黑猩猩都知道擦屁股，早期人类应该做得更好，而且会把屁股处理得更干净，这样一来，毛发就不再是制约因素。也就是说，定居并不需要以脱毛为前提；或者说，人类并不是因为定居才脱毛。

如此众多的理论似乎都不能很好地解释人类裸露皮肤的疑问，体现了进化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总是在争论中前进。争论可以激发思考的兴趣，从而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那是科学进步的真正动力。

无论如何，我们仍然需要一个系统的理论对人类的皮肤做出解释，“水猿理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流行开来，并得到许多人的认可。但麻烦的是，仍有一部分人不同意这个理论，有意思的是，很多反对者都是生物学家，而且是著名生物学家。

所以，这注定又是一场激烈的争论。

进化史上那只没毛的水猿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正在对其他欧洲国家展开无休无止的狂轰滥炸之时，一位德国病理学家却在认真思考人体进化的问题。可能希特勒对进化论比较感兴趣，上有好焉，下必附焉，这位病理学家贸然提出了“水猿理论”，但他的专业实在与人体进化相差太远，而且那时战火连天，很多学者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哪有兴趣考虑人类的皮肤问题，所以这个理论当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时间到了1960年，英国海洋生物学家哈迪（Alister Hardy）再次对人类体毛脱落问题进行考察，并重新翻出水猿理论。哈迪是颇有成就的正统学者，曾被英王封为爵士，他提出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