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利用多余的装载空间将合适的货物从价低的地方运出，转至价高地方出掉。

这样的话，四海商行利用这些商路沿途仓库，拥有了更加灵活、更加强大的货物资源的调节能力。更重要的是，这种运输模式，改变了过去单一的运输目的，在更高的角度进行物资的调配，进一步隐藏了具体的运输目的与意图。

在秦刚未曾接到西行诏令的时候，为了布局与支持西北攻夏战略，四海商行就是利用这样的仓储系统在不露痕迹的状态下调运了大批的物资进入陕西。

其实，这种灵活可靠的商贸仓储的调节方法，就是借鉴于自唐代开始的官府“转般法”，之前也曾在大宋的主要漕运沿线。只可惜，此法最终却是毁在胡衍的手里。

胡衍在南征时兼任江南两路转运使，一面要填补高俅在南征战中实际要付给秦刚的天价赔款，另一面还要借机搜刮到足够的地方财富向天子邀功。所以，他在疯狂压榨各地库藏的同时，便不管不顾地搜光了从荆湖到江南漕运沿线的几乎所有转般金。

没有了转般金，也就意味着朝廷的漕运系统完全丧失了原本有的自我调节功能。这种情况下，货物在相关码头的转运，反而会造成搬运成本的浪费。之后，为了掩盖这个措施的失误，胡衍通过户部指导推出了全新的漕运“直运法”，丝毫不顾大宋后期的漕运系统由此变得混乱不堪。

秦刚最早在指导谈建搭建四海商贸体系时，不仅有这个转般法，而且还一并提了许多源自于后世现代物流及商贸系统中的经验，原本他以为，这些经验大多过于现代，也就说说而已，很难融入到当时的这个时。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谈建与手下专家的正确理解之下，大多数思路都得到了充分应用：大宋的市场经济进化得很快，商业思维也相当发达。原先之所以一直不得入门，只是受到了两个关键性短板的局限：

其一是货币工具，现代商贸中大量的先进模式都需要借助于金融借贷、信用交易，只是这些在仍然要依赖于铜钱结算的此前时代，只能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稍有帮助。

其二是信息工具，无论是跨区域商贸，还是大物流协调，由于缺乏高效的通讯手段以及科学的地理测绘体系，从而几乎无法实现整体的逻辑体系。

这是原本大宋时代的局限，并不是秦刚所在的时代局限。

货币工具的难题，四海银行已经解决了大半，眼下的它，不仅几乎掌控了整个大宋以及周边邻国的大半铸币权，以及可以掌握信用的钱引纸钞，完成了横跨宋辽、同时完全影响到高丽、倭国、交趾这些附属国家的金融信贷体系。凡是四海银行可以抵达的地方，就相当于可以掌控住这里的经济命脉。

更重要的是，此时的金融领域，四海几乎没有对手，稍稍有点实力的地方钱庄，都以加入与四海合作的关系为荣。因此，他们在金融货币工具的最大效力发挥上，还可以实施得比后世更加大胆一些——金融垄断。

而在信息工具方面，虽然限于格致学的发展步伐，此时还无法发明创造出电报、电话这种跨时代的通信手段。但在有了统筹学管控的快马加快船系统，完全可以做到超出此时驿马一倍以上的信息传递效率。要知道，任何一个时代，对信息工具的要求，并非是绝对速度的快，而是相对速度的快——只要能比竞争对手、敌人快一点的信息工具，都是最有效的工具。

此时无论是商业化的顺风行、还是军事化的通达局，都是如此。

前面，就该进入宁夏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