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就到了东南执政院进行年度统计的七月——秦刚之所以没把这个时间点放在年底年初，一是避开新年假期的影响，二是利用七月各地官员来杭述职的时节，更有利于各种情况的深入沟通，二也是刻意错开了与京城朝廷的数据对比，不想让东南这里变得让人关注。

即使是这样，当东南自己的各方数据陆续出炉之后，带给秦刚的惊喜还是足足的：

先看粮食产量。

事实上，原本整个大宋，约有六成耕地集中在江淮、两浙及荆湖地区，而按如今归属东南的京东东、淮南东、两浙这三路来看，它们的漕粮贡献也在全天下的四成左右。

东南自立后，一是增加了流求路的惊人产出，二是两广地区开始开发，同时还成为了南洋稻米的贸易输入中转地。这一年，中原各路先是秋冬雨涝，又是春夏干旱，各种天灾人祸折腾得不行，这一年的漕粮，东南诸路竟然占到了七成半。实际上，这些漕粮只是帮助朝廷解决了最基本的官俸、兵粮以及更新一下各类仓储，事实上在各地市场真正解决大部分民众的市价米粮中，已经完全依赖于东南稻米的输入。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价廉物美的南米，才让这两年的中原还能勉强稳定住地方物价。

再看商税。

大宋的商税，主要集中在各个区域的中心州城，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一直都是京城开封一马当先，还曾出现过领先第二名近十倍的惊人差距。原因很简单，京城超大规模的人口，才是这个时代最主要经济活动的根源。

但是，随着东南区域以商贸为主的经济格局打开，地方州城的眼光不再只满足本城居民的生活，而是大力打造成周边地区乃至全路的商品交易中心——既有大批外部优质商品输入，更有本地特色商品输出。

这种双向流动的商品流，迅速引起了更大量的交易活动。就在过去的一年，东南区域竟然出现了五个超过开封府的州城。

两浙杭州以九十三万贯的收入遥遥领先，居于首位；其次是流求大秦府，八十万贯居榜眼；探花是京东东青州，六十八万贯；再次福建泉州，六十五万贯；再次广东广州，六十二万贯。而此时的开封府，只不过是六十万贯，屈居于第六。

再下来的海税，则就是东南的专属了。眼下中原朝廷唯一可以通海贸的只有河北东路，还是当初秦刚所打造的滨州商港与当阳军港两地，其海税收入少得基本可以忽略。

大宋传统的海税征收衙门是市舶司，东南海事院被撤之后，在沿海的登州、扬州、明州、广州分设的市舶司都保留了下来，现在再加上大秦府，这五地市舶司单一年收取的海税，已经是惊人的九百五十万贯。

其实海贸带来的惊人收入远远不止海税。因为从流求开始，秦刚已经让执政院介入到了海贸交易中，也就是事实上的“国营海贸商行”，实际收益达到惊人的一万万贯，单此一项就已超过了整个大宋往年的最高财政收入。

跳出这一时代的传统眼光，实际上秦刚更加关心他所要求的其他几项统计数据：

比如书籍出版。

东南已经垄断了天下近八成的书籍印刷出版数量，而剩余由中原继续保有的两成数量中，几乎又都是历书、诸子典籍与佛经、道经这类的存量印刷。而东南出版业的发达，不仅是由于这里雕版、活版、彩版等印刷技术的先进，更是因为这里出版书籍种类极其丰富，囊括了文学、农事、技工、军事、天文、地理、教育等几乎所有领域，这些书籍不仅成为东南文化盛行、领先天下的明证，更是以不可阻挡的势头，开始辐射中原及更广的地区。

与图书出版关联最密切的一个方面就是教育，东南出版的图书里，若问单本印量最大的，居然是秦刚在绍圣四年让黄友等人编成的幼童启蒙教材《三字经》，此书甚至还得到了黄庭坚的重视，专门亲笔为它抄写了书法版供临摹学用。

接下来就是教育。

《三字经》解决的是民间启蒙教育，而真正发挥教育普及作用的还得靠州县两级官学。两浙与福建原本就是执行最出色的地区，之后又由流求官员带来了务实可靠的执行效率，不折不扣地将州县官学建设工作尽数落实到位，并关注到了少数官员为追求政绩、迎合上意而过度建设的行为——崇宁三年，建州浦城县官学的规模竟超过了千人，让该县背上了沉重的学田负担，同时也虹吸影响了周边县城的官学情况——在东南执政院的干预下，很快回归了正途。

当然，东南教育的最重要成就在于：改变了以往唯有科举一条出路的现状。幸好同时的赵佶与蔡京也在大力推行他们新设的书、画、算、医等新学，以杭州万松书院为主的格致学的推广普及也极其顺利。

今日的格致学在东南壮大后，竟获得了“道学”的新称呼。当然此“道”为天下大道之道，而非道教之道。真实历史中的道学，源自唐代韩愈的仁义之道思想、后由北宋周敦颐吸收佛道精华，以“天理”为本体的宇宙论、效仿圣贤气象的修养路径及“格物致知”的思辨传统，先以理学为名，再至南宋时期分为道、心两派，并由程、朱熹二人将其固定为伦理与天道结合的理论框架。

而此时，由于更科学地提出并实践了“格物致知”的真理，同时全面融合苏轼所倡导的蜀学思想，秦刚所倡导的原本是超越这一时代的科学思想与方法论，便更早地获得了道学的名称，成为在这一时代，更加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