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正在寻找一个密仓。他还有一个习惯：你对他说话，他总习惯性地用意第绪语Azoy[10]回答你。我对他说我发现电费单上有个错误，他就说A z o y。我们家的小姑娘对他说她的布娃娃对她生气了，他就笑着说A z o y。我干预他说：你为什么不能偶尔也听听孩子们在跟你说些什么呢?他所说的还是那句话，A z o y。他还会通过门牙牙缝吹出具有讽刺意味的口哨。也许既不是口哨，也一点不具讽刺意味，仅仅是撅起嘴唇将气流释放出来而已。我不知对他说过多少次他这样做会把我逼疯的，可他就是改不掉这个习惯。他甚至似乎意识不到自己又做这样的事了。但诸如此类的习惯毕竟都是让人心烦的小毛病；你能够学会容忍这些小毛病。毕竟还有酒鬼丈夫、懒骨头丈夫、与人通奸的畜生、性变态者和疯子呢。不管怎么说，我自己说不定也养成了某些他不喜欢的习惯，只不过他从来不说罢了。对他压根儿就无法克服的习惯，像敲击东西和吹口哨之类，我没有理由大惊小怪的。就这样，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我们把阳台封闭起来，又做成了一个房间。我们一起去欧洲旅游，买了一辆小汽车，更换了当初购买的家具。我们甚至还买了一条德国牧羊犬。我们把双方父母都送进了一家私人养老院。耶里尽了自己的本分。他努力让我开心。他对我们共同取得的一切很满意。也许只是我认为这样。然而，他仍然吹口哨，仍然敲击东西，偶尔还咕哝一句A z o y。”

费玛在想：坦克将议会大厦团团围困，空降部队占领电台，上校们发动政变——这事不会在这里发生。在这里，我们只会慢慢地腐烂。一天一英寸。人们甚至注意不到灯光的熄灭。因为它们不会一下子熄灭：灯光将慢慢地变弱。要么，我们终将齐心协力，有目的地促成一次严峻的全国性危机；要么，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固定的危机时刻。他说：

“你描述得栩栩如生，我好像都能看得到。”

“我没有让你感到乏味?我又抽烟了，请你不要生气。说这些事情，我真的觉得不舒服。我的样子肯定很难看。我一直在哭。行行好，请你不要看着我。”

“恰恰相反。”费玛说。稍稍犹豫了一下，他又补充说道：

“你的耳环看上去也很漂亮。很特别。就像一对萤火虫。其实我压根儿就不晓得萤火虫是什么模样。”

“跟你在一起真是愉快。”安妮特说，“很久了，这还是我第一次觉得这么开心。尽管你几乎什么也没说，只是听我讲，在一旁理解。我们的两个孩子长大一些的时候，耶里鼓励我到耶路撒冷市议会找一份兼职工作。我们开始攒钱了。我们买了一辆新车。我们还梦想着自己盖一幢红瓦房，带一个真正的花园，地点在市郊，就在米瓦谢鲁特镇。晚上，孩子们都上床睡觉了，我们有时就坐在那里看美国出版的家政杂志，草拟各种各样的设计。有时，他用手指击打着我们的设计草图，好像要试试到底有多结实。我们的两个孩子都展露出音乐天赋，于是我们决定在这方面进行投资，供他们上音乐课，请家庭教师，送他们上音乐学院。夏天，我们一家四口就到纳哈里亚[11]的海滨去度假。到了十二月份，我们就把孩子们留在家里，去埃拉特租一套平房。十年前，我们卖掉了他父母的套房，买下了我们现在居住的平房。到了星期六晚上，我们家通常就有好几对夫妇聚集在一起。埃弗雷姆，如果你觉得厌烦，不想听了，那就别不好意思，只管打断我好了。或许我讲得太琐碎了?后来，这位可靠的男人当上了所在部门的副主任。他开始在家里以私人身份为患者看病。这样，我们在米瓦谢鲁特镇购买一幢花园别墅的梦想眼看就要变成现实了。我们两个于是都成了大理石、瓷砖和房顶瓦的专家，想来你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些年来，除了一些表面上的争吵外，我们之间并不存在一丝阴影。或许这只是我单方面的想法。每次争吵过后，我们都互相道歉。他说他对不起，我说我对不起，他还咕哝一声A z o y。接着，我们要么一起换床单，要么就一起做晚饭。”

五千男人，费玛想，我们当中要是有五千人拒绝到占领地服预备役——这么多就够了。整个占领计划就会崩溃。但正是这五千人结果都变成了房顶瓦的专家。那些杂种说得对，他们需要的只是争取时间。等她把自己的经历讲完，她就要跟我上床了。她在将自己一步一步向这上面引逗呢。

“有好几年的冬天，”安妮特继续说道，一丝狡黠的、凄苦的皱纹出现在她的嘴角，好像她能够读懂他的心思似的，“他每周都要到贝尔谢巴[12]过一夜，因为那儿的医学院邀请他去教授什么课程。他生活中是否出现了别的女人呢，这个想法我可从来没有过。我只是想象不出他能有这种想法。一个特别的原因是，这些年来他甚至在家中的消受也越来越少了，想来你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还要个情妇干什么呢?正如我无法想象，比如说，无法想象他是个叙利亚特工一样。就是不可能。我了解他的一切。至少，我是这么想的。我接受了他的一切，包括那种讽刺意味的口哨。当然，我现在已经确信，那种口哨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口哨，也就绝对谈不上什么讽刺意味。从另一方面说——对你说这个我还真的觉得尴尬，但我确实想对你原原本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