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讲清楚——八年前，那是在夏天，我到阿姆斯特丹去看我的一个表姐，在她那里住了三个星期，和一个比我小二十岁的金发碧眼的愚蠢的大使馆保安员产生了一段旋风般的恋爱关系。他在床上真像个野兽，想来你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但那家伙很快就现了原形，是一个自恋的弱智。你听了说不定要哈哈大笑，竟然有人认为在女人肚皮上涂抹蜂蜜能让女人达到高潮。你想象一下！一句话，他只不过是个心理畸形的孩子罢了。连我家大丈夫的一根小指都比不上。”

费玛没等她说就又为她点了一杯伏特加。由于忍受不了饥饿的阵阵折磨，他又为自己要了一碟面包和奶酪。最后一次了。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耐心，一定要温和。不可以冲她猛扑上去。不谈政治。只是泛泛地谈谈诗歌和孤独感。最最重要的，是要耐心。

“我从阿姆斯特丹返回家中，心里充满了犯罪感。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对他忏悔，我很难抵挡这种冲动。可他没产生任何怀疑。恰恰相反。多年来我们养成了一种习惯：孩子们一睡着，我们有时就躺在床上，一起读杂志。我们从杂志上学会了各种各样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妥协、体谅和让步给我们的生活涂上了一层单调沉闷的色彩。是的，我们并没有很多话题。毕竟，我对矫形外科并不是那么感兴趣。但一次又一次的沉默并没有让我们觉得沮丧。我们可以整整一个晚上就那么坐着，读杂志，听音乐，看电视。有时，在上床睡觉之前我们还会喝上一杯酒。有时，我酣睡一小时后就醒了，因为他无法入睡，在那儿心不在焉地敲击床头边的架子。我请他停下来。他向我道歉，停止了敲击，接着我睡过去，他也躺下来睡着了。或者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我们互相提醒要坚持节食，因为我们俩都呈现出发胖的趋势。我是不是有点胖了，埃弗雷姆?你敢肯定吗?这期间，我们购买了各式各样的家用电器。我们还雇了一个保姆，每周来帮忙三个上午。我们看望双方的父母——我俩把他们四个人都送到了同一家养老院。他曾到加拿大参加一个医学会议，没有带我去，但去法兰克福参加矫形外科研讨会的时候，他邀请我一同前往。在法兰克福，有一天晚上我们甚至还出门见识了一下表演脱衣舞的地方。我当时觉得特别反感，但这会儿想来，我当时这么对他说显然是犯了一个错误。我当时应该闭口不言的。事实上，埃弗雷姆，如果我让你再给我点一杯伏特加，我真不敢想象你会怎么看我。再给一杯，不会多要了。太难受了。你可真是一位好听众。一个天使。我接着说吧，六年前，我们终于搬进了在米瓦谢鲁特镇的房子。这是我们自己建造的房子，和我们当时梦想的差不多一模一样，有供两个孩子单独居住的厢房，还有一个像阿尔卑斯山区山上小屋一样的三角墙阁楼卧室。”

还是一个长着勃起物的天使，就像一头犀牛，费玛想着，不觉暗自发笑，同时再一次感到，在怜悯的过程中他体内涌起了欲望，在欲望的过程中他体内又涌起了羞耻、愤怒和自嘲。想到犀牛的当儿，他又记起了早晨那个冲他点头的史前蜥蜴那一动不动的样子。他又想起尤内斯库[13]的《犀牛》。在提醒自己当心肤浅的比较时，他不得不笑了笑，因为那个叫布拉格的律师看上去不像犀牛，倒更像水牛。

“告诉我，安妮特，你就一点不觉得饿吗?我在这里一刻不停、狼吞虎咽地吃面包和奶酪，而你面前的蛋糕你连碰也不碰。我们看一下菜单好吗?”

可是安妮特充耳不闻，又点燃一支烟，费玛把服务员刚刚倒空的烟灰缸和为她端来的那杯伏特加给她递过去。“或者也来杯咖啡?”

“不用，真的不用。”安妮特说，“你让我感觉很愉快。我们昨天刚刚见面，但我现在的感觉就好像找到了一个哥哥。”

费玛在心里差点儿就说出了她丈夫的那句口头禅，A z o y。但他克制住了，差不多是下意识地，他将手伸到桌子对面，摩挲着她的脸颊。

“继续说，安妮特，”他说，“你刚才谈到了阿尔卑斯山。”

“我当时真是个傻瓜。瞎了眼。我还以为那幢新房子是幸福的象征呢。能住在城外了，我们当时是多么激动啊！景色美，安宁，静谧。一天下来之后，我们就走出房间，到花园里测量那些小树又长高了多少。然后，在夕阳的余晖里，我们就坐在阳台上看群山慢慢地变成黑色。差不多是不说一句话，但就像两个朋友一般。也许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就像一对已经毋需在语言上进行交流的战友，想来你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觉得连这个想法也是错误的。我觉得，他用手敲击阳台上的栏杆，那是他正用一种摩尔斯电码在传递什么信息，并等待我的回复。有时，他会透过眼镜上方看着我，同时将下巴颏垂在胸口上，脸上挂着一丝微微吃惊的表情，就好像我在他看来是一个陌生人，就好像我已经彻头彻尾地变了，然后，他轻轻地吹出一声口哨。要不是和他相识已有这么多年，我可能还以为他爱上了吹挑逗唿哨呢。现在我倒觉得，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明白他那种表情的意思。接着，我们的女儿应征入伍。一年前，我们的儿子也应征入伍，他进了军乐队。家里好像空荡荡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俩在十点半就上床睡觉。我们留一盏灯通宵亮着，这样，夜晚的花园就不会显得一片漆黑。两辆汽车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