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地停在外面的车棚里。不过每周有两次例外，他要到医院值夜班，于是我就坐在家中的电视机前面，一直看到节目播送结束。最近，我开始学画画。这只是我个人的爱好。没有任何虚荣的想法。尽管耶里曾建议我把自己的作品拿给一位行家看看，以便知道它们是否还有些价值。我说，不管值钱不值钱，我对这个想法不感兴趣。耶里说，A z o y。后来我一下子明白了。有一天，那是六周前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我当时要是闭口不说一句话就好了——我对他说：耶里，如果慢慢衰老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为何要担心衰老呢?衰老有什么不妥呢?他突然站起身来，对着墙上约瑟尔·布尔内[14]的《吃蝴蝶者》——你知道这幅画吗?——这是原作的复制品，有一次我过生日，他将这幅画送给我做生日礼物。他就这么着站在那里，浑身紧张，从牙缝里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好像他刚刚注意到画面上有一个以前根本就不存在或者他以前从来就没有看到过的线条，他说：说说你的理由吧。我到现在甚至还没有思考过衰老的问题呢。他的嗓音有些异样。后背也有些突出，似乎僵硬起来了，驼起来了，就像鬣狗的后背。他的后脖子也有些异样，是那么红——我以前从来没注意到他的后脖子有多么红——让我恐惧地瑟缩成一团，跌坐到扶手椅里。出什么事了吗，耶里?是这样的，他说，我非常抱歉，可我得搬出去了。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不得不这样做。你务必要理解。二十六年来，我一直像一只驯服的狗熊，跟着你的指挥棒打转转；但现在我想改变一下，跟着我自己的指挥棒打转转。我已经租了一个小套。都安顿好了。除了我的衣服和书，还有那条狗，我什么东西也不带走。你务必要理解：我别无选择。我已经受够了撒谎。然后，他转身进了自己的书房，提着两个小提箱出来了——他肯定是夜里就把箱子装好了——然后径直朝前门走去。可是我做错什么啦，耶里?你务必要明白，他说，不是你，而是她。她无法再忍受那些谎言了。想着我被用作你的门前擦鞋垫她无法容忍。我呢，没她则不能活。我劝告你，他站在门口说，你不要刁难，安妮特。不要吵，也不要闹。这样做会让孩子们好接受一点。就当我被人杀了。你务必要理解，我快要窒息了。说完，他轻轻地敲击着门柱，对小狗吹了一声口哨，发动标致汽车，接着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过程所花的时间可能只有一刻钟。第二天，他打来电话，我把电话挂了。又过了两天，他又打来电话。我本想再把电话挂了，可我没有那份力量。我向他肯求着：回来吧，我保证往好里改。你就告诉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对，我再也不那么做了。他用大夫的口吻，好像我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女病人，一遍又一遍地对我说：你务必要理解，一切都结束了。我哭了，倒不是因为我感到气愤，埃弗雷姆。我哭了，因为我觉得受到了侮辱和屈辱。两个星期前，他派来一个这么一点高的律师，但却礼貌得令人难以置信。他显然是波斯血统。他直挺挺地坐在耶里常坐的椅子里，他并不敲击椅子的扶手，也不从齿缝里对我吹口哨，让我倒有些诧异，接着他对我解释：你看，夫人，你从他那里将至少得到任何一个拉比法庭或民事法庭所能梦想判给你的两倍的财产。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迫不及待地接受这个提议，因为有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夫人，在我一生的职业生涯中，我还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人，作为主动的姿态，他愿意把两人的共同财产立即悉数让给对方。当然，除了标致汽车和在埃拉特的平房。但其余的财产全是你的了，尽管他不得已地忍受了来自你这方面因素的所有折磨。如果他诉诸法庭，他会说自己受到了精神虐待，并获得全部财产。我那时压根儿就没听见他在说些什么。我央求那个类人猿告诉我我丈夫在哪里，只要让我见见他就行，至少让我知道他的电话号码。但他对我解释，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了各方的利益，最好不要这样。他还告诉我，我丈夫和他的朋友当晚无论如何要去意大利，两个月之后才回来。再来一杯伏特加，就一杯，埃弗雷姆。我不会再喝了。我保证。我连香烟也没有了。我现在是为你落泪，不是为他，因为我这会儿记起了昨天你在诊所里待我太好了。现在，请你劝我安静下来吧，你对我开导开导，就说这样的事在以色列肯定是每隔九分钟左右就发生一次，或者类似的话。不要理会我在哭泣。事实上，我觉得好受多了。昨天从诊所回家之后，我就一刻不停地反复问自己同一个问题：他会不会打电话来?我有一种感觉，你会的，但我不敢指望。你不是也离婚了吗?你不是对我讲过你结了两次婚吗?你为什么要把她们甩了呢?你愿意跟我说说原因吗?”

费玛说：

“我没有甩她们。恰恰相反。”

安妮特说：

“不管怎样，还是要跟我说说。换个时间吧。今天就不说了。今天我听不进去。我只是需要你把整个原委都告诉我。我枯燥乏味吗?自私吗?以自我为中心吗?令人反感吗?你认为我的肉体令人反感吗?”

费玛说：

“恰恰相反。我并不认为自己跟你十分般配。可我仍然情不自禁地觉得我俩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可是你瞧，安妮特，天气放晴了。耶路撒冷美丽的冬日啊，阵雨之间的太阳啊，好像天空这会儿正在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