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之意是说德国人在道德上比我们优越，因为他们已经结束了，而我们这些可怜的老傻瓜还在这里忙乎着。你以为你是谁?乔治·斯坦纳[7]?大马士革电台?这恰恰是那种腐朽的比较，连格拉斯这位纳粹国防军的毕业生都对其加以强烈谴责并称之为煽动主义的！”

自驎费玛的激情耗尽了。随之而来的是悲哀。常常有那些倔强的孩子，他们对大人的劝告置之不理，结果就用螺丝刀弄伤了自己的手，费玛这时就用大人对这样的孩子说话的口吻对茨维说：

“你自己就可以看看，茨维卡，掉入陷阱有多么容易呀。你看看我们不得不在上面行走的绳索有多细呀。”

“冷静些，费玛。”茨维·克鲁泡特金向他发出了哀求，尽管费玛已经冷静下来了，“这会儿才八点呢。你干吗要这么迫不及待地跟我说话?你哪天晚上干脆过来好了。到时我们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探讨探讨。我这里有一些法国产的拿破仑白兰地。是舒拉的姐姐带回来的。但是这一周不行。本学期快要结束了，我忙得是焦头烂额。他们准备培养我当系主任。下个星期你过来好吗?费玛，听上去你不太舒服，费玛，还有，尼娜刚才还在和舒拉说你又有些消沉了。”

“看在上帝的分上，如果现在还没到八点又怎么样?难道我们对语言的责任在办公之外的时间就停止了吗?只在工作日的上午八点到下午四点，还除了午餐时间的时候里有效?我可是在谈正经的。你暂且忘掉舒拉、尼娜和你的白兰地吧。这会儿倒是喝白兰地的好时候。我之所以消沉，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鉴于目前的局势，你们剩下的这些人似乎都谈不上真正的消沉。今天早上的报纸你看过了吗?我希望你能把我说过的话看作议事日程的提案。标题就是‘抵御越发加剧的语言污染现象’。我建议，从现在起，至少鉴于占领地上的各种暴行，我们干脆停止使用‘我们’。”

“费玛，”茨维说，“你稍停片刻。整理一下你的思绪。哪是第一个‘我们’，哪是第二个‘我们’?你把你自己给绕住了，伙计。我们干吗不把这个问题暂时放一放呢?我们下周再探讨吧。面对面地。我们无法在电话里就这样的论题达成共识的。而且，我得赶紧出门了。”

可费玛就是不屈不挠，也不把电话搁下来。

“你还记得阿米尔·吉尔博亚[8]诗作里那个著名的诗句吗?‘一个男人在一天早晨突然醒来，觉得自己是一个国家，便开始徒步出发。’这正是我要探讨的荒唐说法。首先，教授，实际上，请你扪心自问：你早晨醒来，突然就觉得你是一个国家，这种事在你自己身上发生过吗?最早最早也是午餐之后嘛。到底有谁能在早晨醒来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国家的呢?居然还要徒步出发?也许吉乌拉·科亨[9]是这样。有谁早晨起床不觉得难受的呢?”

克鲁泡特金大笑起来。这下更鼓舞了费玛，他又一次越发不可收拾地说道：

“但是，你听着。要严肃。已经到了不可以自我感觉像是一个国家的时候了。停止行走的时候也到了。我们别再说这些废话了。一个声音在向我召唤，我就去了。不管我们被派到哪里——我们都要去。这是半法西斯的思想。你不是一个国家。我不是一个国家。没有谁能成为一个国家。在早晨不行，在晚上也不行。顺便说一下，事实上我们怎么样也成不了一个国家。至多，我们好像是一个部落。”

“你又来了，又在那里说‘我们’了。”茨维格格地笑起来，“你应该拿定主意了，费玛。现在就请你做出抉择：我们是‘我们’，或者我们不是‘我们’?到了一个上吊者的家里，你不应该先把他脚底下的木桶踢倒再为他解开绳索。别多心。抱歉，可我真得挂电话走了。顺便说一句，我听说尤里这个周末要回来。咱们星期六晚上安排点什么活动不好吗?再见。”

“毋庸置疑，我们不是一个国家。”费玛还在那里坚持自己的说法，他不想听对方在说些什么，同时自以为是地怒火中烧，“我们是一个原始部落。社会渣滓，这就是我们。尽管如此，那些德国人，还有法国人和英国人，他们没权对我们居高临下地说话。和他们比起来，我们都是圣人。更不用提他们当中的其他人了。你看今天的报纸了吗?看到沙米尔昨天在纳塔尼亚[10]的样子了?看到他们在阿什杜德海滩对那位阿拉伯老人都干了些什么吗?”

当茨维抱歉地放下听筒时，费玛还冲着电话在那里无动于衷地、自以为是地咕噜了一句：

“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吃够苦头了。”

他在这里泛指以色列国、温和派、他自己和他的朋友。可是放下话筒之后，他想了想，又改变了主意：我们千万不能变得歇斯底里。他差点儿又把电话给茨维打了过去，他要提醒他如今正潜伏在我们四周的绝望情绪和歇斯底里情绪。他对自己的老朋友，一位如此聪颖博学的人，到现在还难能可贵地发出理性声音的人居然粗暴无礼，他为自己感到羞愧。尽管他还是有点儿感到悲哀，这样一个平庸的学者现在居然要做系主任了，要坐在他那些杰出的前任所坐过的交椅上；相比之下，他茨维只不过是一个弱智。想到这里，他突然想起十八个月前，他因为要切除阑尾入住哈达萨医院，是茨维卡设法争取到自己那位当大夫的哥哥为他帮忙的。他自己来帮忙，还让舒拉来帮忙。事实上，那些天他们两口子几乎就没有离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