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病床。出院后，茨维又同格芬夫妇和特迪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来照看他。他当时发高烧，就像个被宠坏的孩子，在那里没完没了地折腾他们。可此时此刻，他不但在伤害茨维，而且在他刮胡子的中间打扰他，说不定还导致他去大学里讲课迟到呢。而且还恰恰就在他要做系主任的节骨眼上。就今天晚上，费玛决定，他要再给他打电话。他要向他道歉，可他仍然要把自己的立场给他重新解释一遍。不过，这次一定要克制，要冷静、犀利、合乎逻辑。还有，他不能忘了给舒拉送去一个吻。

费玛赶紧向厨房奔过去，因为他觉得，和茨维卡谈话之前他就把新买的电水壶插上了，在那里烧开水，到这会儿大概已经步上其前辈的后尘了。刚刚跑在半道上，电话铃响了，于是停在那里，不觉进退两难。稍稍犹豫了一会儿，他拿起话筒，对父亲说：

“稍等一会儿，巴鲁赫。厨房里有什么东西烧焦了。”

他冲进厨房一看，水壶安然无恙，正在大理石的操作台上闪烁着让人愉悦的光芒。看来又是虚惊一场。然而匆忙之中，他把架子上的那台黑颜色的晶体管收音机给撞了下来，收音机摔裂了。他又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对着话筒说道：

“一切正常。我在听着呢。”

原来，老人给他打电话只是为了告诉他，他给他找到了一些工匠，工匠下周就可以来，给他的公寓墙重新抹泥灰、粉刷。“他们都是阿布迪斯村的阿拉伯人，所以根据你的口味，这是绝对的可食[11]，埃弗雷姆。”这番话让老人想起了一个迷人的哈西德派故事。根据犹太传说，天堂上的义人能够允许在吃利维坦[12]还是吃野牛上随便选择，这是为什么呢?答案是，或许总有那么一个极端挑剔的犹太人，他坚持要吃鱼，因为他不能依靠上帝本人的饮食规定来生活。

接着，他给费玛解释这个笑话的外在意义和内在意义，到最后，费玛甚至觉得父亲身上那股特别的气味已经通过电话线传进了自己的鼻孔：那是一种东欧的鸡尾酒气味，将一股淡淡的香气和没有晾晒的被子的味道混在一起，是一种胡萝卜烧鱼的味道和黏绵的烈酒的清香混合在一起的气味。他心里充满了反感，他又为这种反感觉得羞愧，他又产生了由来已久的冲动，他要向父亲挑衅，挑战一切他认为神圣的东西，直到他大为光火。他说：

“听着，爸爸。仔细地听着。首先，说说阿拉伯人。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上千次了，他们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圣人。你难道就不明白，我们之间的差别并不是在可食和不可食的问题上，也不在地狱和天堂的问题上。这只不过是个全人类共同的问题——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

巴鲁赫立即表示同意。

“毋庸置疑，”他用诵读《塔木德》[13]的那种不温不火的声音说道，“没人会否认这个阿拉伯人也是上帝按自己的样子造出来的。除了阿拉伯人他们自己，费姆奇卡，让人们感到遗憾的是，他们的表现并不像上帝按自己的样子造出来的人的表现。”

费玛顿时忘记了自己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和父亲进行政治辩论的神圣誓言。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那里动情地对父亲解释说，我们绝不能像一个喝得烂醉的乌克兰马车夫，当他的马不再驯服地为他拉车时，就抽打自己的马，直到把畜生给打死了。占领地上的阿拉伯人难道是我们的役马吗?你是怎么想的，你以为他们会一直为我们劈柴、汲水，直到永远永远，阿门?你以为他们会心甘情愿地、子子孙孙地扮演我们家奴的角色?他们难道不也是人吗?如今，每一个赞比亚和冈比亚都独立了，所以，为什么占领地上的阿拉伯人不管发生了什么也还要在那里默默地擦洗我们的茅房、打扫我们的街道、刷洗我们餐馆里的盘子、擦拭我们老人病房里老年人的屁眼，之后还要说‘谢谢您’?如果那些最为卑贱的乌克兰反犹主义分子为我们犹太人规划了这样的一个未来，你会作何感想?”

“家奴”这个词，要么也许是“那些最为卑贱的乌克兰反犹主义分子”让老人想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事实上就发生在乌克兰的一个小镇上。和平常一样，讲述完了之后他总要拖泥带水地附上一长串解释和道德寓意。

最后，费玛绝望地放弃了，他喊了起来，他压根儿就不需要什么装修的工匠，巴鲁赫你他妈的不要老是干涉他的私人生活，不要给他补贴，不要给他的墙壁抹灰泥，不要给他介绍配偶。“你可能忘记了，爸，可我今年碰巧已经五十四岁了！”

费玛喊完之后，老人平和地说道：

“很好，亲爱的。很好。看来我过去的想法是错了。我犯罪了，我犯错误了，我离开道路了。既然这样，我还将尽力为你找一个手艺高超的犹太装修工。一个没有任何利用殖民地劳动力污点的人。假如这样的完人在我们国家还存在的话。”

“说到点子上去了。”费玛得意地欢呼起来，“在我们这样一个悲惨的国度，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也找不着一个犹太建筑师，或者是男性护士，或者是园丁。这就是你们占领地对复国梦所干的好事！阿拉伯人在为我们建设国土，而我们却坐在那里，大吃特吃利维坦和野牛。然后，我们就出去杀他们，还杀他们的孩子，只因为他们心存抱怨，不为弥赛亚到来之前上帝选民所享受的源源不断的特权觉得幸福和感激。”

“弥赛亚，”巴鲁赫忧伤地说，“说不定他已经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