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更衣室，打开自己的储物柜，把里面的私人物品全部拿出来：换洗衣服，毛巾，还有那本从家里带来的书——他本来想休息时看看，但一个月来一次都没翻开过。

装好东西，他走出更衣室。孙主任还站在车间门口，脸色很难看。

“你考虑清楚，”孙主任说，“辞职了，这个月的工资可能……”

“该给我的给我，不该给我的我不要。”吴普同说，“我会来结工资。”

说完，他绕过孙主任，走出了车间。

早晨的阳光刺眼得让人流泪。吴普同站在厂区院子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很新鲜，很干净。他回头看了一眼车间：灰色的厂房，高高的窗户，里面传出沉闷的机器声。

一个月零十天。他在这里干了一个月零十天。

他推着自行车走出厂门。门卫老头看见他，探出头：“今天这么早？”

“嗯。”吴普同说，“以后不来了。”

老头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没再问。

骑上车，往家走。八点不到，街道上还很清净。吴普同骑得很慢，很慢。他感觉身体很轻，像卸下了什么重担。但心里很重，压着一块石头。

他不知道该怎么跟马雪艳说。

骑到家，八点半。马雪艳已经去上班了。桌上没有纸条——她可能以为他像平时一样九点多才回来。

吴普同把东西放下，坐在桌前。他拿出那张辞职报告，又看了一遍。字迹很工整，语气很平静。但写的时候，他的手在抖。

他想起这一个月零十天的日子：夜班的疲惫，车间的闷热，塑料味的刺鼻，手上的烫伤，老赵的刁难，孙主任的和稀泥，还有那一千二百块钱的工资。

值得吗？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他忍不下去了。不是忍不了累，忍不了苦，而是忍不了那种憋屈，那种冤枉，那种连最基本的事都得不到的公平。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熟悉的街道，熟悉的楼房，熟悉的生活。但今天看这一切，感觉有点陌生。

中午，他简单做了点饭吃。吃完饭，他睡了一觉。这一觉睡得很沉，没有梦。

下午五点半，马雪艳回来了。她推开门，看见吴普同坐在桌前，愣了一下：“你今天怎么在家？”

“我辞职了。”吴普同说。

马雪艳站在门口，手里的包掉在地上。她看着吴普同，眼睛睁得很大：“什么？”

“我辞职了。”吴普同重复了一遍，“今天早上，不干了。”

马雪艳走过来，在桌边坐下。她的脸色很白，嘴唇在抖：“为什么？”

吴普同把事情说了一遍。从产量记录的争议，到老赵的指责，到孙主任的“各打五十大板”，到他最后写辞职报告。

马雪艳静静地听着，没插话。听完，她问：“真的没法忍了？”

“嗯。”吴普同点头，“没法忍了。”

马雪艳沉默了很久。然后她站起来，走到厨房，开始做饭。她做得很慢，切菜时刀落在案板上的声音很轻。

晚饭时，两人都没怎么说话。吃完饭，马雪艳洗碗，吴普同坐在桌前发呆。

晚上，两人躺在床上。黑暗中，马雪艳说：“辞职了也好。那个地方，太欺负人。”

吴普同没说话。

“接下来怎么办？”马雪艳问。

“再找。”吴普同说，“明天就去人才市场。”

“嗯。”马雪艳翻了个身，面对着他，“别急，慢慢找。家里还有点钱，能撑一阵。”

吴普同心里一酸。他知道家里没多少钱了。下个月的开销怎么办，他也不知道。

但他知道，他不能再回那个注塑厂了。

即使这意味着，又要开始奔波，又要面对不确定的未来。

因为有些东西，比钱更重要。

比如尊严。

比如那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