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自然还有某些问题所纠缠。

《枯枝败叶》耽搁了五年之久才得以出版。虽然这本书的原稿只送到很少几个出版商手里，但是竟然没有一个人对它感兴趣。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洛萨达出版社的审稿编辑、西班牙评论家吉列尔莫·德·托雷将原稿退回，还附了一条措辞生硬的评语：这本小说没有价值，但还算有些诗意。出于怜悯，他甚至还忠告作者最好改行做别的工作。当时在波哥大《观察家报》当记者的加夫列尔最后只得自行编辑校对，自费出版了《枯枝败叶》；他靠几个朋友帮忙，在波哥大一家简陋的印刷厂把书印了出来。

这部小说理所当然地在当地受到了好评，但是比起加夫列尔为《观察家报》所写的新闻报道来，它的反响却要小得多。他连载的海难幸存者的历险故事或者自行车赛冠军的生活轶事往往使报纸销量大增。

当《观察家报》将加夫列尔派驻欧洲采访时，他已是国内颇负盛名的记者了，然而依然是一名无人知晓的作家。一九五五年冬，他下榻居雅斯大街的佛兰德旅馆，对于这家旅馆的老板娘来说，尊容经常见诸报端的加夫列尔，当时不过是，也许如今依然是“那个八楼的记者”罢了。

我就是在那时候认识他的。我曾经写到过，当时他只是一个孤零零的双鱼（今天，他那稳定的上升星座金牛已经主宰了他的生活），只受自己预感的指引。他身材瘦削，又长着一副阿尔及利亚人的面孔，这种模样往往会引起警察的疑心，也把真正的阿尔及利亚人搞糊涂了（他们有时会在圣米歇尔大街停住脚步，用阿拉伯语跟他攀谈）。他一天要抽三盒烟，不懂法语，冥思苦想企图在石头和雾气的海洋巴黎闯出一条路来。那时正值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也是布拉桑的歌曲开始风靡，情侣们绝望地在地铁里或家门口亲吻的年代。在布达佩斯事件之前，人们从政治角度看待世界还好比看西方电影一般：社会主义这一边是好人；另一边则是坏蛋。

最近，我们重访了居雅斯大街当年他下榻的那间阁楼。窗前是拉丁区的一片屋顶，屋内仍然可以听到索邦神学院报时的钟声，但是，已经听不到每天早晨从街上进来兜售洋蓟的小贩悲怆的叫卖声了。每天晚上，加夫列尔让膝盖紧紧挨着暖气片，抬眼就能看见用一枚大头针钉在墙上的他的未婚妻梅塞德斯的肖像，写一部小说，一直到晨光熹微的黎明；那本小说就是《恶时辰》。但是他刚开了个头，就不得不停了下来。他准备塑造的一个人物，一位望眼欲穿地等着退伍金的内战时期的老上校，需要有他自己的一块地盘，需要一整部小说。他把它写了出来。他写出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