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的，现在他基本搞清了，也认识了6书记和上官市长。

现在，李志斌奉命等候在市委大楼的外面，如果接到电话，他将抱上那堆资料送到老板指定的地方。但时间已过去了快两小时了，老板的电话仍未打过来。

称呼是个大事。作为秘书。李志斌也研究过对领导的称呼问题，特别是对陶唐的称呼。如果按照习惯，称呼其为陶总是最平常不过的，他也是这样称呼的，陶总长陶总短的叫了半年多了，但最近一件事让他意识到，陶唐对于称呼并非不在意。

那天他根据陶唐的安排把一个红星的老“债主”领进了陶唐的办公室，那个私企老板在北阳经营着一家钢材卖场，在宋悦执政时，红星赊欠了人家两千多万的钢材。现在钢材生意不好做了。更因为陶唐上任后改变了原来的采购办法，更多地用公开竞标的方式确定合作伙伴，这位仁兄被红星抛弃了，红星厂不再采购他的货了，所以便索要起债务来。跟财务部谈不拢，找到韩志勇，又谈不拢，便找陶唐。当然被李志斌挡了驾——没有预约的客人陶唐是不见的，而且自他刚上任处理了一起煤款后，这类业务他只听财务部或韩志勇的汇报。他是不亲自处理的。但那位仁兄在下班后截住了陶唐，非要有个承诺。陶唐大概答应他次日在办公室约见，次日一上班就对李志斌交代，上班后请韩总来。待会儿有个北阳来的姓沈的先生要见我，你让他进来吧。果然，韩志勇进了陶唐办公室后，那位秃顶的沈老板就过来了，核实了身份后，李志斌把其领进了陶唐办公室。他并不知道陶唐和韩志勇都见过此人了。习惯地介绍：这是我们陶总，这位是韩总。说完后他现陶唐脸上带着不豫之色，似乎对他的介绍不满意。李志斌是个很心细的人，出去就琢磨哪里出了问题，想来想去就现对领导的称呼有些不合适，陶总、韩总，听起来好像是平级似的。

他意识到陶总这个称呼对于陶唐的职务是有些“不公平”，因为陶唐的职务是红星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他的本职是董事长，总经理不过是兼职。而且，习惯上对副总经理，甚至对副总师都称呼某某总，比如李总，马总，邱总，在外人听起来和陶唐没什么明显的区别了。但红星的传统里从来没有人称呼某董的，这个称呼听起来总觉得怪怪的。所以他尝试着在单独面对陶唐的时候叫老板，因为很多中干背着陶唐都是这么称呼的：小李，老板在不在？小李，老板现在有没有空？小李，明天老板不出差吧？

那天他这么称呼了，陶唐一愣，随即做出反应，“不要这么称呼了，还是叫陶总吧。李志斌很想说过去就是这么称呼宋悦的，“总”可以有很多，但老板只能有一个。但拿宋悦说事儿不免晦气，就没敢提出来。但从那以后，李志斌对领导的称呼就改变了，陶总还是陶总，赵书记还是赵书记，但李总变成了李副总，马总变成了马副总，常书记变成了常副书记。想不到的是，他这一改变极具示范效应，朱宁和贾建新立即采纳，朱宁还在办公室周末理会上专门讲了规范公文中领导称呼及日常称呼的问题。

李志斌受人推荐，认真阅读了据说很畅销的《某号长》一书，受其启，并未弃用“老板”之称，不过只限于他和陶唐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使用，说来也怪，陶唐再未拒绝。

等候的时候是李志斌放飞思绪的机会。他可以从容地分拆组合当前的事件和问题。这是一个有趣的游戏，当李志斌把自己带入陶唐的位子后，很多他原来感觉到不可理解的决定就有了明晰的答案。

当前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指标？这肯定是。分析的方法也变了。最主要的变化是不再做与历史同期的对比，而是着眼于与计划的对比，比如十一月初召开的十月份经营分析会气氛就很紧张，对比十月份计划，一半的指标未完成，包括两个kpi指标——存货和应收账款。主持分析会的韩志勇刚说了句十月份的成果还是不错的，我们两个最主要的指标，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全部完成了。陶唐就打断了他的话，分析会就是挑刺，不是摆功。我们这些人坐在一起自称自赞有什么意思？一半的指标没完成，我想听的是原因何在？那些措施为什么失效了？

之前。公司从未把除产品产量和收入之外的指标分解到月份。但现在这样做了，一连串的指标——凡是宋悦和集团签订责任书上的指标（现在落在陶唐头上了），都要分解到月份。还要相关单位拿出保证指标完成的具体措施，并确定责任人。这项工作是以展规划部的名义书面安排的，一些领导和单位没有重视。一些单位和领导不会分解，比如说eva（经济增加值），财务部就表示没法子分解到月份（要求拆解到各经营单位），结果，变革后的第一次经营分析会开的很不成功，陶唐了脾气，严厉批评了韩志勇、刘秀云及财务、规两部。陶唐尤其对各部门制定的措施不满意，“这就是糊弄！你要措施，我就洋洋洒洒写上十几条措施！在我看来，这些措施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没有一丁点的现实指导作用！经营单位在糊弄，部门也在糊弄，审核这些措施的牵头部门一样在糊弄！最后到分管领导那里还是糊弄！检验措施是否有效的就是结果，现在结果出来了，你们还有什么说的？吕绮！这些措施你审核了没有？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