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天刚抹亮我就起来了，把水缸挑满，又劈了一堆柴火。

　　额娘拉着我的手说：“老二呀，你这回离开了爹娘，可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咱是正经人家的孩子，可不能干那伤天害理的事，更不能帮日本人杀咱自己的人哪！”

　　“额娘你放心，我也不是小孩了，咋回事我知道。”

　　“知道就好，你从小就是个懂事的孩子，额娘对你放心。”

　　走的时候，全屯的人一直把我送到了大西岗。我和双岭子屯的两个人走得快没影啦，回头一瞅，屯里的人还没有散去。

　　我们到了溪浪河镇后，随其他的入伍青年经县城到了吉林市，然后坐军用车专列到了奉天（即沈阳），又坐汽车到了新兵训练所。

　　那时候奉天的新兵训练所，就在过去张作霖部队的老营房——北大营。

　　“北大营”那时候一抹是青砖青瓦的长堂房，每堂房都有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里分布着士兵的宿舍。每间宿舍里两铺大火炕，住着二十余名士兵。房子外的四围是两丈余高的大青砖墙，上面拉满了电网。每隔五十米一个炮楼，上面站着日本兵，端着枪凶神恶煞般地注视着院里的每一个角落。一进新兵训练所的大门，就给人一种进了监狱的感觉，心里头毛的学的（毛骨悚然）。

　　那时候，日本人为了把“青年义勇军”训练成他们的帮凶，全部采用日本军队的训练方法。“青年义勇军”也就成了名正言顺的伪满洲国政府军，老百姓们管他们叫“国兵”。

　　到了新兵训练所后，当天下午就开始登记、换军装和分配兵种。登记的时候，一个日本少佐看到我的登记表上填着文化程度是“四年小学”时，拍着我的肩膀说：“你的文化有，大大的好。中国的老百姓，愚昧的，书的不念，出息的没有！你的汽车的干活。”主管分配的两个日本兵听他这么一说，就把我分配到汽车中队。我的两个同乡因为没有文化则被分配到步兵大队。

　　在满洲国国兵部队里，技术兵种和步兵大队在待遇上有一定区别。步兵大队的伙食，除了逢年过节外，几乎全是高粱米饭，菜也是没油拉水的。而我们汽车兵中队每月都能吃上几顿细粮，有时菜里还有点荤腥。我的两个老乡眼馋说：“还是念过书的好啊，我们要是念上几天书，不也当上了汽车兵？

　　奉天城里的新兵训练所，实际上就是一座人间地狱，日本教官拿中国士兵根本不当人看待。我所在的汽车中队有五名教官，一个比一个邪乎。其中有两个最不是东西，这两人一个叫川岛四郎，长得粗古囵墩，满脸横肉，一对三角眼睛，闪着狡猾的凶光，总往中国士兵的身上瞄，挑你的毛病；另一个叫渡边，长着细高挑的身材，白白净净的脸上有几颗浅皮麻子，长瓜脸、大眼睛，鼻子下留着一撮“卫生胡”。这个人瞅起来文文静静的，实际上心狠手辣坏点子最多。这俩家伙天天提着竹剑，新兵们可吃尽了他们的苦头。

　　新兵训练的第一个项目是学日语。日本教官说：“满洲国是大日本的附属国，满洲国的人将来都是大日本帝国的良民，满洲国的部队将来都是皇军部队，因此，部队上的士兵必须学会日语。”日本教官规定，新兵在入伍一个礼拜后，必须学会简单的日语对话，在军营内不准讲中国话。这一下可苦了那些没有文化的新兵了。

　　有一个姓杜的新兵，家是榆树县大坡镇的人，入伍那一年他已经二十八岁了。因为家中七十多岁的母亲有病没钱医治，他顶替了本村一个姓刘的大户人家的孩子来当兵。学日语对他这个一天书没念过的半大老爷们来讲简直比登天还难，因此他的打真没少挨，浑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晚间回到宿舍睡觉的时候，在梦中还疼得直哼哼。

　　我看他被日本教官打得怪可怜的样子，就告诉他：“学日本话不能死记硬背，你用咱们话仿音，学得就能快一点。比如，日本人把吃叫‘咪西’，咱们的米就是干的，这回你把他反过来，把米记成是稀的就可以了。”

　　他说：“我这个人哪就是笨，到现在我连一句都没学会，刚刚背会点，一到教官跟前叫他们一喝呼啥都忘了。细想起来挨打也应该，谁叫咱这么笨来的？”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教官提问他：“杜的，你的说吃的怎么讲？”

　　他站起来后，憋得脖粗脸红想不起来，我在他后边小声说“稀”，他忽然想了起来，说“稀咪”。

　　日本教官气得哭笑不得：“杜的，你的猪一样！”

　　当天下午就把他调到了步兵大队。

　　中队里还有一个新兵是蛟河县人，说话有点结巴。有一次川岛问他“准备好了吗”，要他用日语问答。他呜噜半天也说不明白，越着急越结巴，被川岛左右开弓一通大嘴巴打得鼻口窜血，还关了三天的禁闭，原因是川岛打他的时候躲了一下。

　　日本教官打人的时候有个规矩，打你的时候不许躲，越躲越揍。他们说：“大日本的军队武士道精神，死的不怕，挨打的更是不怕。怕打的胆小鬼的干活，军人的不是！”日本教官最恨胆小鬼的人，一旦他对你有了这种印象那你就倒了大霉。就是这个“结巴”，解除了禁闭后，每天宿舍的卫生和厕所的打扫都由他来干，而且干不好又得挨打。

　　在国兵的队伍里，打人那是家常便饭。日本人打中国人，当官的打士兵，老兵打新兵。新兵不光挨打，有时到街里也可以打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