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把我收拾死。不行，这个兵我死活不能当了，瞅个机会得跑。

　　我把想法和老刘一说，老刘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有机会咱俩一块跑。我在这也没什么大出息，不如跑回家伺候二老去。”

　　完这话，我当时提心吊胆好几天。人心隔肚皮，谁知道老刘能不能出卖我？当天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后悔得够呛，心想老刘要把我出卖了可就完了。

　　过了几天没有动静，心里才安定了下来。

　　一九四一年，大兴安岭和长白山一带的抗日联军遭受重大挫折后，地方上的小股反满抗日武装特别活跃，打得日本部队和满洲国政府军手忙脚乱，顾东顾不了西，扫荡一个接着一个。抗日队伍打了这支又出来那支，奉天城外也时常有小股的反日武装出现。他们打据点，端炮楼，扒铁路，搅得奉天地区日本人不得安宁。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对此大为恼火，命令奉天守军进行清剿。

　　六月中旬的一天，部队接到命令，由我们三大队和日军一个中队前往西南四方台地区扫荡胡子。

　　当部队走到离奉天50余里一个只有五户人家的小村庄时，乌云密布，一阵狂风刮过，瓢泼大雨倾盆而下，炸雷震耳欲聋。暴雨形成的水溜子冲在汽车的风挡玻璃上，驾驶员根本看不清前方的道路。大队长和山田顾问乘坐的那台破旧的老式小汽车也抛了锚，驾驶员顶着大雨检修，部队只好在村边休息避雨。

　　雨稍后小了一点，从前边的日本军车上跳下几个日本兵，顶着雨向小村庄跑去。老刘说：“夜猫子进宅，没事不来，这帮小子进村保准没有好事。”果然不出所料，这帮鬼子刚到村边就传来“砰”的一声枪响，一条小黑狗哀嚎着，咧咧歪歪地倒在了村口。

　　这帮日本兵打死了小黑狗后，便钻进了一户人家。屋里马上传来了撕打声和女人“救命”的呼喊声，老刘说：“不好要出事！”打开车门就跳了下去，我也跳下车随他向村里跑去。

　　我俩跑到日本兵进村的那座小茅草房，推开屋门，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外屋地下躺着一个中年男人，头上被枪托砸了一道大口子，血流如注。屋里炕上四个日本兵正用手按着一个以被扒得一丝不挂的妇女，妇女身上趴着一个把裤子退到了脚下的日本兵。那个妇女看到我俩进来，瞪着一双求助的眼睛瞅着我们，嘴里有气无力地喊着“救命”。我一见这情景肺都要气炸了，拳头一握就要往上冲。老刘一把拽住我小声说；“他们人多，咱俩找弟兄们去。”我俩撒丫子就往车队跑。

　　到了车队跟前，我俩气喘吁吁地对车上的弟兄们说：“不好了，鬼子兵在屯里**妇女！”车上的弟兄们一听，一边骂一边纷纷跳下车随着我俩向这家跑去。

　　到了屋前，几个弟兄把门堵住，其他的人随我俩进了屋。

　　进屋后，只见这几个家伙兴致正高，一个满脸连鬓胡子的小个鬼子笑嘻嘻地对我们说：“花姑娘的干活，大大的好。你们的等一等，皇军的先来。”边说边解裤腰带。我跳上炕一把抓住他的脖领子，使劲一摔把他摔到地上。其他日本兵一见，马上过来和我们撕打到一块。

　　那次进屋的只有六个日本兵，我们进屋有二十多人。一通拳脚之后这伙日本兵被我们打得鼻青脸肿，乖乖地站在墙角。

　　鬼子中队长听到消息后，带着二十多个人荷枪实弹地跑了来，到跟前不容分说地骂道：“八格牙路，你们皇军的敢打，统统死拉死拉的！”随他来的日本兵一听，“哗啦”把子弹推上膛，用枪口对准了我们。

　　弟兄们也急眼了，七嘴八舌吵吵：“你们还是人不是人，光天化日之下**妇女，拿我们中国还当人不？”

　　鬼子中队长横蛮地说：“中国人——人的不是，猪的一样！”

　　正在这个时候，山田顾问和刘大队长赶了来。问明情况后，山田用日本话把鬼子中队长好通训，大意是我们到中国来是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你们这么干，不是要激起中国士兵的愤怒吗？如果发生兵变这个责任你能负得起吗？骂得鬼子中队长诺诺连声。然后又给六个日本兵每人抽了两个大嘴巴子，对我们说：“皇军在外，辛苦大大的，花姑娘的干活，你们的谅解。”

　　刘大队长也劝大伙说：“皇军已经赔礼道歉了，这事就算拉倒吧，马上回车上准备出发。”

　　临走的时候，我看炕上的妇女，用衣服裹着身子蹲在炕旮旯里瑟瑟发抖；外屋地上，她男人躺在血泊中正一口一口地拔气，便掏出了兜里仅有的二元钱扔在了炕上。弟兄们也纷纷解囊，扔到炕上一些钱，然后回到了车上。

　　上，老刘闷闷不乐地对我说：“老弟呀，你说这么大的事，几个嘴巴子就拉倒，咱们中国人在日本人的眼里还算不算人？”

　　“算什么人，没听日本人骂咱们猪的一样吗？”

　　“操他八辈祖宗的，这么不拿咱们当人看，咱还给他们卖什么命，有机会咱俩跑他个狗日的！”

　　部队到了四方台后，胡子们已经销声匿迹。那时候的胡子都是老百姓，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出来活动。别说是日本人，就连我们这些中国人也分不出他们谁是老百姓，谁是胡子。因此，部队到达四方台子十来天也没什么战事。

　　有一天吃过午饭后，我和老刘一边擦车一边唠着闲嗑。刘大队长匆匆走了过来对老刘说：“‘二愣子’（老刘的小名），你俩赶快把车打着火，送山田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