呀，就是老炮手恐怕也打不着。

　　这“靠江龙”可不管那事，告诉我：“兄弟，打一只给他们瞧瞧。”事到如此也没有别的办法，我抬手照树上就是一枪。随着清脆的“砰”地一声枪响，一群山雀“呼拉”飞了起来，人们都瞪大眼睛伸着脖子瞅着老榆树。

　　只见从老榆树上噼里啪啦真的掉下了一只山雀，大伙吵吵起来：“这枪真准，打着了，打着了！”

　　大胡子走到树下捡起山雀拿到了“靠江龙”的身旁，冲我伸出了大拇指说道：“兄弟，你这枪打得可真绝了，不怪是‘王六炮’的兄弟。”

　　“靠江龙”一见乐得哈哈大笑，指着山雀连连说：“好枪法，好枪法！”

　　我仔细一瞅：原来我这一枪正把这只山雀的脑袋打了下来。我心想这山雀比大拇指大不了多少，那脑袋有多大就甭提了，别说是我这俩下子，就是我三哥恐怕也打不着！这才真是瞎猫碰着死耗子——歪打正着。

　　“靠江龙”上下打量了我半天，说道：“兄弟，你功夫好，枪也准，不知识字不？”

　　“念过四年小学。”

　　她一听，把大腿一拍说：“这可真是老天助我，该帮我成大事。现在我正缺一个搬舵（管家）的，兄弟的到来，这可是天意！”

　　我一听心想这可坏了，“靠江龙”的意思不用说我也明白了，她是想把我留下来。咱家祖祖辈辈没有当胡子的，再说师傅也一再告诫我长大后不准当胡子。可我这回竟叫胡子大当家的相中了。当时那个后悔呀，后悔的是早晨起来在屋子里好好呆着不就结了，你说我非到当院干啥，这下麻烦可大了！

　　“靠江龙”好像看出了我心里的想法，对我说：“大姐的意思不用说你们也明白，是想把你们留下来帮我一把，你别看大姐这绺子有五六十号人，但这些人都是种地的出身，打起仗来只会死打硬拼。我寻思着你们是队伍上下来的，懂得仗怎么打。大姐现在正是扩大山头的时候，急需用人。如果不愿意在我这呆，大姐也不强留。不过得过一阵子再走，你们看如何？”

　　“靠江龙”的态度倒挺好，可她身后的四个大汉却满脸杀气，手都伸到腰间的手枪把上，凶神恶煞地瞅着我们。

　　那时候的胡子，一般都是翻脸不认人。我知道他们这是在唱黑白脸，说好留下来是兄弟。说不好，他们肯定翻脸，弄不好当时就能枪毙了我们。对于我们这俩外来人他们是绝对不会轻易放走的。想到这儿我瞅瞅老刘，老刘也一脸无可奈何的样子，冲我点点头。

　　我一想也没有别的办法，于是就对“靠江龙”说：“既然大当家的瞧得起我俩，那就先留下来干一阵子再说。”

　　“靠江龙”说：“好，兄弟，今晚就摆宴为你们接风。”

　　胡子的宴会没有七碟八碗，每张桌一大瓦盆野猪肉和一盆狍子肉，酒是自己酿的苞米酒。只不过名称是宴会罢了。宴会上“靠江龙”当众宣布我为绺子“搬舵的”，老刘为小兄弟头（班长）。

　　那时候的胡子虽然都是些乌合之众，没有什么具体信仰和目标，但也有很多的说道和规矩。胡子头叫“大掌柜”或“大当家的”，管指挥打仗的叫“炮头”，管跑外联络送信的叫“上弦的”或“传号的”，管审讯“肉票”的叫“稽察爷”，而出谋划策的叫“搬舵的”，地盘叫“绺子”，打眼摸情况叫“踩盘子”，绑大人叫“肉票”，绑小孩叫“拉秧子”。靠江龙虽然绺子小，但规矩也不少。掌柜的不能吞独食，有事同大家商量。小兄弟们不能自己出去单独活动。同时他们还规定了“三不准”“九不抢”。“三不准”是不准**妇女，不准偷抢拐骗，不准造谣叛变。“九不抢”是盲人、疯子、孕妇、出家人、医生、娶媳妇、嫁闺女、送殡的、搬家的都不准抢。同时对同道胡子不争，对侵犯地盘的队伍不管什么人一律不客气，尤其是对日本人。“靠江龙”曾悬赏杀一个日本人赏满洲币五千元，活的不要专要脑袋。对绑来的“肉票”没有她的命令不准用刑，不准撕票，更不准私自放掉。有违反以上条例的弟兄，轻者三刀六洞（自己用匕首在大腿上刺三刀，刀刀透亮），重者砍头。

　　在我参加“靠江龙”队伍的第四天，“传号的”一个弟兄回来报信说：“九台县城日本兵部队和警察署的部分警察，大约一百五十人左右在今天早上由县城出发准备来野猪沟（靠江龙所在的本地名）扫荡，现在距这里只有四十多里地。”“靠江龙”听到情况后，马上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抗敌策略。

　　“靠江龙”的军事会议无非就是她手下的四个小弟兄头加上老刘和我共七个人。她把情况讲完后，那四个彪形大汉义愤填膺，磨拳擦掌地说：“狗娘养的小日本敢上咱们的山头得嗦，叫弟兄们准备好打他个狗日的！”

　　“靠江龙”说：“你们别瞎吵吵，先听‘舵爷’说说想法。”

　　“这仗不能打。”我说。

　　大胡子一听急眼了：“咋不能打，不来咱还掂念去打他们呢！这送上门来还不打，你怕死咋地？”

　　“谁死怕？在日本人跟前我早就不怕死啦！可是这死也不能白白地送。我寻思啊，无论是从武器还是人员方面咱们都不如日本人，同时就咱们屯的地势也不是个打仗的地方。天时、地利、咱一点都不占，这仗打起来是必败无疑。”

　　“那你说怎么办？”

　　“马上转移撤退到山上。如果日本人进攻，咱们占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