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向我描述过他是个非常沉默寡言的人，为此我对他在这次会面中的表现感到惊讶不已。我甚至自问，莫非是几天来对河内的大肆轰炸使他的性格变得外露和开朗了？他还没有听到美国人已经再次宣布停止轰炸和基辛格将再次会晤黎德寿的消息。

阮文绍身穿一套灰色衣服，里面是浅色的衬衫。两天前，他派人来问我，希望他穿军服还是穿便服，我回答说：“请穿便服。”他就像许多军人那样不适宜穿便服。便服使他给人以笨拙的感觉，影响了他的一举一动。例如，为了使我感到我是个受欢迎的客人，或者是为了使我能把他看成一个注重礼仪的主人，他做了种种努力。上帝啊，这个时间对我来说是否太早了点？我已经喝过了咖啡，我会乐于领受他那简便的早餐吗？请您跟我到另一个客厅里去，请您在此就座。他在餐桌的上首坐下，把餐巾塞进衬衫领子。当摄影记者打手势要拍摄第一张照片时，黄德芽开始向他使眼色，示意他从衬衫领子上取下餐巾。天晓得，他没有明白过来，回答对方的是询问的目光，似乎在说：“你到底在说什么？要干什么？”后来，他终于明白过来了，并取下了餐巾。他感到困窘和羞愧，但是板起了面孔，似乎在说：“究竟为什么？有什么不好？现在我身上沾上了油渍，我的妻子将会为此而大发脾气。”黄德芽坐在他的左侧，纠正着他的种种错误举止。我坐在他的右侧。餐桌是精心准备好的，早餐过于丰盛，有鱼汤、豆、肉卷、甜食、茶和咖啡。他关切地说：“请吃，请吃，是美味可口的，您知道吗？快趁热吃，您不饿吗？”

我们的交谈从我提出“总统先生，您经常这么早就醒来吗”这一问题时便开始了。他正不耐烦地等待着我给他讲些什么。对我的问题，他立即回答说：“噢，是的，差不多经常是这样。”他想了想又说：“6点半醒来听电台新闻。”但是为了思考问题，他要在床上躺到7点半。8点，一切准备就绪，开始会见将军和部长，抽雪茄。“啊，只抽一支？我一整天抽一支就够了。两年来，两年半来，也就是从我不抽烟斗时起，天天如此。您觉得一位总统抽烟斗果真不合适吗？总统抽雪茄更合适，对吗？”只有上帝知道，是谁告诉他总统不抽烟斗而抽雪茄。但无论如何，讲这种话的人只可能是美国人。这些废话马上会使你产生某种怜悯心。“总统先生，当然是对的。”夜里，他很晚才睡觉，不到凌晨2点他是从来不睡的。他让收音机开着入睡，就这样他睡觉时也开着收音机。他习惯于开着收音机睡觉，而且在沉睡中能分清音乐声和讲话声。当音乐声中止，新闻广播开始时，他立即睁开眼睛，清醒地收听。尽管如此，我不相信他不懂得生活的乐趣。有时他打网球和骑马，每周看三四次电影：爱情片、西部片、柔道拳术片。他唯一无暇顾及的事是读书。太忙了，不是吗？“当然，总统先生，我理解。”

他一面津津有味地甚至狼吞虎咽地吃着，一面向我讲述起自己青年时代的历史、戎马生涯和参加反吴庭艳[1]的政变的历史，吴庭艳的名字使他产生了一丝意想不到的忧伤。“他们曾向我保证不杀害他。于是我回答他们说：‘好吧，在他免遭杀害的情况下我将参加。’然而那些白痴，那些不负责任的人和疯子却杀害了他。此事刺伤了我，痛苦至今犹留在我的脑海中和我的内心。每逢他的忌辰，我总要请人在我的小教堂里为他做弥撒。我总是为他和他的亡灵祈祷。”他似乎是个诚实的人，他身上没有暴露出他那魔鬼般的狡诈的任何痕迹，而正是由于那狡诈，他至今仍是一个暴君，受到一支一百万士兵组成的军队和一支四处进行屠杀的警察队伍的保护。甚至在不知不觉中，你会惊讶地自问他是否真像人们所传说的那样卑鄙。你甚至会想，也许他是因为炸弹落在河内的土地上而闷闷不乐，他的兴高采烈不过是装模作样，旨在掩饰他的农民出身的腼腆。他用“权力不能被瓜分”、“这里我是头头”这样的言词向你进攻，也许不是因为他傲慢，而只是因为他害怕得不到别人的正视。奇怪的，也许是荒谬的，甚至是幼稚的是，尽管你知道他是个阴沉可怕的独裁者，尽管你知道南越的监狱里关满了越共游击队员，尽管你现在和过去都始终憎恶他所代表的一切，篡权、无知、腐化、对强者唯命是从、营私舞弊，尽管你甚至对他怀着满腔怒火，但最终你将会对他怀有人类的某种同情心。他看来是如此渺小，如此茫然，如此孤独。他似乎恰好象征着一个受压迫、受剥削和受欺侮的国家，它像一只玩具，受主宰着别人命运的人的利益摆布，受基辛格博士的全球战略和他同中国与俄国跳的小步舞曲的摆布，受反复无常者的犬儒哲学的摆布。某一天，这个反复无常的人唆使他说：“你应该向共产党人开战！共产党人是坏人！你应该杀死他们！”可是第二天，这个人却质问他说：“你为什么向共产党人开战？共产党人不是坏人！不应该杀死他们，明白了吗？请你在此签字，请你抽一支雪茄，别抽烟斗。美国历届总统都抽雪茄。”他起来反抗，因为他发现失去了自己的朋友，也许发现自己从未有过朋友，只有主子。现在他在寻求朋友，尽管同一位素不相识，又明知不是自己朋友的外国女记者只有一个小时或一个上午的会见。“噢！小姐，有时我觉得